但是，从中国出兵的战略预期以及国际形势来看，中国在当时是不可能接受这两次停战提议的。

经过志愿军第一、二次战役的打击，联合国军队被迫退回到三八线以南，朝鲜战场上的形势让中苏及朝鲜的领导人都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到了第三次战役，志愿军攻占汉城，将战线推至三七线附近。从战场形势来看，中国出兵朝鲜的部分目标已经达到，但毛泽东最初制定的“消灭敌军，把美国人赶出朝鲜半岛”的目标依然没有实现。而毛泽东希望达到的，不仅仅是要解除军事上的威胁，还有台湾问题、中国加入联合国等问题，这一点考虑可以从1950年12月22日、1951年1月17日周恩来两次提出的停战建议中看出来。所以，毛泽东才在面对这两次停战提议时认为，美方在主力未受损、而志愿军正处在胜利进攻的形势下玩弄停火，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争取喘息之机，整军再战。同时他还认为，美国政策的改变只会出现在几个美国师被歼灭之后，“只要我军多打几个胜仗，歼灭几万敌军，整个国际局势就会改观”。

中国拒绝停火提议与苏联和朝鲜的态度也有关。陈兼也认为，毛泽东此时的不妥协态度是因为中国需要同北朝鲜保持团结，而金日成等北朝鲜领导人都希望能使朝鲜半岛得到统一，他们不相信彭德怀关于中朝联军已无力继续进攻的看法，并向毛泽东和斯大林抱怨彭德怀。1951年1月14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表明了中国的官方立场，强调立即停火在共产党一方是不能接受的。只有当美国对诸如从朝鲜撤出全部外国军队、解决台湾问题、把其他远东重要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等重要条件表示同意之后，北京才能同意进行谈判。北朝鲜对这一反馈感到满意，并于1月16日复电表示同意。第二天，周恩来正式拒绝了13国建议。

中国第二次拒绝停火建议之后，准备休整两个月之后再发动春季攻势的志愿军，在1月25日被迫转入防御作战，结果使志愿军遭到入朝以来的第一次挫折，不仅损失了5万多人，被迫放弃了刚刚占领不久的仁川和汉城，全线后退了100多公里，重又撤回到了三八线以北。

但是，如果中国接受这次新的停火建议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休整的时间，延迟下一次战役的到来是值得商榷的。在联合国军退至平泽、忠州、堤川、宁越、三陟一线之后，迅速从美国本土及驻扎在欧洲、日本的军队中，抽调了大批老兵补充其在朝部队，并将美第10军调至三十七度线附近地区，加入了第一线的作战序列。而按照李奇微的设想，一旦时机成熟便马上恢复攻势。也就是说，第四次战役打响的时间并不受制于双方是否就停火的建议进行谈判，而更多地取决于美方军力何时得到恢复。1月15日，也就是中国拒绝谈判的前两天，联合国军就开始采用“磁性战术”在水原至利川间实施试探性的进攻。再加上此前杜鲁门签署了增拨200亿美元国防费的法案等种种迹象，都表明美国当时并不想真的进行停战谈判，只是想通过玩弄停战阴谋转嫁战争责任而已，即便中方在第三次战役后同意了停战谈判，美方也仍然会找借口把战争继续下去，更别提让中国顺利解决台湾问题和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了。

从1951年1月中国拒绝停火建议开始，直到停火协议的最终签订，又经过了第四次、第五次战役，在双方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中方军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美国却因此达到了目的，一方面利用中国的强硬态度和军事上的胜利从外部向各盟国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在政策上与自己一致;另一方面，中国的拒绝让美国抓住时机，大肆渲染中国的战争狂热，并迅速操纵联合国通过了中国是侵略者的提案，把延长战争的责任转嫁到了中朝政府的头上，摆脱了其外交上所处的尴尬境地。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确实错失了一个良机，因为从此时开始，无论在外交还是战场上，中国都由主动变为被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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