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放在那里?”

她稍稍有些惊讶。

“干什么，让人来取呀。”

很令人惭愧的是，我一直在等着这个联络员在小城中四处乱转，最终确定没有人跟踪后便狡猾地溜到一家中国人居住的院子门口，轻轻敲几下门。等到她再从里面出来的时候手里已经没有那口箱子了。因此我一直认为我们在她送交东西之前就抓住了她。在两三天之内那些等着收取东西的人未必能够及时得到警告。我一直在幻想带领一个行动组冲进那个最神秘的情报组织的一个联络站甚至一个指挥中心。可是现在情况就不太一样了，我本该想到这种“信箱”的交货方式的。一定是这几年来我跟土匪作战太多让我变愚蠢了。

“哎哟，痛埃”她呻吟起来，“给我喝点水吧。”

我作了个“就那样吧”的表示。宪兵们解开她手腕上的绳子，把她的上半身从铁床上扶起来。

姑娘软绵绵地靠在折磨了她一天一夜的行刑者的臂弯里，象孩子似的贪婪地喝了一整杯水，还象是满足地叹了一口气。她脚上的绳子也解开了。因为在用刑时拼命挣扎，绳子几乎完全嵌进了她的肉里。

我的手下把她扶到椅子上坐下，多少都有些如释重负的表情。除了几个象中川那样的疯子，把一个小姑娘，即使她是支那人，弄到这种程度让这些三五年前的农民和渔夫心中难免有些怪异的感觉。当然如果她不坦白，我们仍然会无所顾忌地干下去。那是我们在战争中效忠国家和天皇的唯一正确的方法。现在这活儿算是做完了。

我本人从不怀疑陈惠芹最终会垮掉。能坚持过日本宪兵的逼问而不老实坦白的人是不存在的。使我急迫的只是时间，时间拖得太久犯人再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但是我并不喜欢陈惠芹这一回的表现。大多数人会在忍受不住极度痛苦，陷入完全狂乱的状态时表示同意坦白。然后让他休息一点时间开始讯问，他会表现得十分合作。因为他这时已被吓坏了，只要威胁一下，说要给他重新试用一下刚才的手段便足以打消他重新顽抗的念头。而陈惠芹并不是在最接近崩溃的时候认输的。和刚才的酷烈情形相比，她说话时的态度显得过分冷静了一点。

我扫了她一眼，靠在椅子上的姑娘正低着头用手轻轻地按压自己被扎进了两根缝衣针的左，撅起嘴唇往上面吹气。她的两条腿直挺挺地伸展着，而且向两边分得很开 -并拢会更疼，旁若无人地正对着她身前的男人们。一天一夜的功夫就把本应是羞怯的未婚女人变成这个样子。也许她是真的不行了吧。

我坐到纪录员的桌子后面，翻开一个硬面夹子。里面当然什么也没有。唯一的一张东西是上岭镇的平面图，上面用铅笔勾出第一天陈惠琴走过的路线。

“陈小姐，我们开始吧。”

标准的讯问应该让被讯问的对象从头开始说，让她一步一步地去组织自己的故事。但是现在我不能等。

“你知道去取的人是谁吗?”

“不知道”

“你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去取吗?”

“不知道。”

“东西送到了你怎么向联系人报告?”

“我在三天后戴着红围巾从纬四路的鸿昌布行走到乐记面馆，我不去就是出事了。”

“你的联系人怎么跟你联系?”

“他把信送到学校门房。如果是五点半约我吃饭，我就去信箱取指示或者要送的东西。”

“信箱在那里?”

“在红山后山的一个山洞里。里面有一条石缝。““红山后山---，很好。从哪条路上去的?就是李庄前面那条路，有个石牌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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