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所以强大，因为它从来不回避过去痛苦的历史。它的作家不塑造李玉和式人物在集中营里。它告诉年轻人，一丝不挂的男男女女如何被送进毒气房。以色列人不怕暴露伤疤。中国人是要面子的。“平原游击队”，“地道战”中，每一个中国战士的牺牲，十个日寇来陪命。实际上，正是相反：中国战士和日寇伤亡比例经常远大于十比一。我们从来不承认在日寇大屠杀时老百姓是如何拼命叩头喊饶命，只说男女老少都挺胸对刺刀。我们用阿Q精神骗自己。

不管有否陈惠芹这个人，不管她忠于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不管原作者的企图是忏悔还是用(性)暴行刺激读者，故事反映了很少被揭露的事实-日寇用惨绝人寰的酷刑来对待中国抗日女性。这篇作品应该全部翻译成中文，出版和在网上传发。这是一遍难得的历史教材。

日寇用惨绝人寰的酷刑对待中国女性

(第一部份)

我的前任在一次追捕土匪的行动中，因汽车事故死了。在这之后命令我代理宪兵分队队长的职务。

我当时认为很有可能会获得正式的任命，于是在部队的防区内努力地工作起来。事情发生时我正好就在上岭。

上岭镇距离省城四十多公里，是从省城开出的火车停靠的第一个车站，也是一个农产品集散的内河码头。这里是23联队布防的重点。

一个白左机关的中国特务把电话打到了联队的值班室，他结结巴巴地请求皇军支援。他说他正在上岭执行秘密任务，现在在江岸旅社的大门口。

少尉野山带了两个人换上便衣找到了他，那个干瘦的家伙已经被吓坏了。据说他奉命从邻省跟踪一个被认为是敌对组织联络员的年轻女人回省城，按照情报，联络员应该把一部电台带回省城，白左机关也按照这样的判断在省里作了准备。但是没人想到那姑娘突然在上岭下了车。

大半天时间里白左的人一直浑身流着冷汗在小镇上拼命地盯着那个女孩，几乎连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再说镇里屈指可数的几部民用电话也跟本打不通省城。直到他确认跟踪对象住进了旅社，才发疯似的狂奔到火车站用电话找到了驻扎在当地的日军部队。军队的宪兵并不喜欢装腔作势的白左机关。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通过军队的通讯系统向队部作了报告。

那个中国人坐在江岸旅社对面的一家破烂的饭馆里不停地嘟囔着：“我肯定被她看见了，我肯定被她看见了。”看着他那一身在上岭这样的小镇里显得十分可笑的黑色衣裤和那顶礼帽，野山不得不完全同意他的判断。

就在这时他们的目标走出了江岸旅社的大门。她手里提着一口看起来很重的皮箱，沿着镇中唯一的大路往前走了两百多米。迎面开来一辆23联队的卡车，姑娘挥手，车停了下来。爬出一个白净的学生似的小子，笑得象一朵花。

姑娘给司机看一张纸条，这使得后者放声大笑起来。“上车的，上车的，”他一连串地说。远远跟在后面的两个便衣宪兵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

十秒钟的寂静。更远一些的小饭店里冲出一个穿中式褂子的家伙，手里挥舞着一枝手枪。他用日语大声喊叫道：“不准开车，抓住她!”当三个人：两个宪兵和一个中国特务把姑娘按在汽车边上搜查她的身体时野山从地上拣起了那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请带我去城外找厕所。”我们首先盘问了白左的那个小子。白左机关认为那姑娘隶属于某个的军队情报组织，是负责运送物品和情报的联络员。她的公开工作是省城XX高等国民学校的教师，名字叫陈惠芹。

那个中国人只知道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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