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眼睛恐怕从生出来起就没有瞪得那么圆过。见她的黑眼珠往上翻过去我们便停一会儿等她恢复些再遥就这样一直干到晚上七点多钟，居然还是没有结果。女人的嘴边涂满了带血的口涎，嗓子已经完全叫哑了。估计这样下去她可能会经受不住而死掉，于是我决定暂时停止。把满脸都是眼泪和汗水的姑娘扶起来喂了点盐开水。

“让她休息三个小时，给她吃点东西。”我对中川说：“十一点钟，找几个人来陪她，她一个人躺在这里不冷清吗?”我补充了一句：“不要叫中国人。明白吗?” “明白。”这整件事必须完全地保守秘密，对中国的警备队也不能让他们知道。只好依靠中川他们了。

我去了一家也许叫做XX之月的娱乐场所，本来打算在那里过夜，到早晨再回宪兵队。但到了半夜就清醒过来，开始反复地考虑这个案子。按照我了解的这个情报组织的工作方式，只要拖过两三天那个女教师再说什么也没用了。我现在不知道他们预定接交物品的时间，很显然等到这个时间一过再也不会有人还愚蠢地等在那里。也许，如果我足够幸运，由于实际情况的变化多端，事先会为第一次交接万一失败安排了第二个联络地点，那样的话我就还能再有一两天时间。另一方面，我还得为在上岭愚蠢的逮捕行为作出辩解。我无从得知白左机关他们对陈惠芹的控制程度，因此也无从判别在面临失去跟踪对象时究竟是不是应该象野山那样喊叫起来。要是这样推想下去就会有无穷多的应该如何以及不应该如何。现实的唯一出路就是让那姓陈的女教师迅速地说出详情，我便可以相机行事。只要有了成绩无论当初干得是对是错都不会有人追究，否则白左机关会到处贬低陆军，宪兵本部的XX中佐恐怕只好让我去剖腹。

我在凌晨两点钟返回分队大院里的二号室，屋里点着电灯。陈惠芹依旧赤裸着全身，紧靠着墙壁跪坐在自己的脚上，双手反铐在身后墙脚边横钉着的铁管上。她的腿向两边分开，疲惫地低垂着头。在她身前的三个宪兵也跟她一样赤条条地一丝不挂。那个小煤炉就放在旁边。

“已经那样干了，正在问话。”报告说，我在一边坐下听。中川他们问的都是淫秽的下流问题，中川多少次，尾崎多少次之类。如果女人不肯回答便用炉子里烤着的细铁条折磨她。由于被烙在上确实很痛苦，她会觉得这并不是要拼死保守的秘密，就会开始沙哑着嗓子断断续续地回答。问过一阵之后再转到重要的问题上来，中川希望年轻的女人会觉得就连那样难听的话都说出来了，再抵抗还有什么意义。这对于他们只不过是一种探究对方心理的工作手段而已。

“再去内务班叫几个人来，干到四五点钟让她睡一会儿。不要烫得太厉害了。”我拼命克制着马上开始狂热地拷问的想法，临走前对他们吩咐道。

(第二部份)

天我睡到早晨八点多钟。

宪兵们在讯问室的地上铺了一块破线毯让女犯躺在上面，秋天的夜里很凉，还从前院的拘留室里拿了一条肮脏得看不出颜色的棉被盖在她身上。为了防止她可能的捣乱行为仍然给她戴着手铐，给她的脚上锁了一付五公斤重的脚镣，那么重的型号通常是对男犯使用的。由于我的命令是一分钟也不能让她离开视线，有个上等兵一直守在讯问室里。

我掀开她身上的棉被喝令她站起来。她用了很大的力量和勇气才能扶着墙站直身体，当她努力这样做的时候两条腿一直在不停地颤抖。她的身体正面已经被烙出了一些伤痕，大多是烧坏了表皮，露出下面一小块积蓄着体液的浅红色肌肉。也有几处烤焦的皮肤象皱纸那样缩成一团。她的手指和脚趾都已经肿胀了起来。其中有几个特别严重，看上去表皮下亮晶晶地积着水，有可能里面的骨头已经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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