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方面，可以对比的参照物是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和日本联合舰队开战的俄国舰队。如果按照当时的海军实力，俄国显然要比日本强大多了。但是双方在对马海峡的大决战中，俄罗斯舰队却被相对弱小的日本联合舰队打得屁滚尿流。在这场著名的大海战中，日本的联合舰队以损失战舰9艘，死亡117人的微弱代价，取得了击伤、击毁俄国战舰31艘，毙敌5000人，俘虏6000人的骄人战绩，创造了世界海战史上的一个奇迹。

日俄对马海峡之战的案例加上甲午战争中战胜北洋海军的案例充分说明：日本海军一向擅长和比自己强大的对手作战，他们的胜利并不完全依仗着武备的先进和强大。

其实，即使我们暂时认可“唯武器论”者的逻辑，承认如果北洋海军在成军后持续扩充军舰，就一定能够战胜日本海军的话，我们也不能将导致北洋海军停止更新武备的责任一股脑地推到三海工程和颐和园工程的身上。很显然，这是根本不同的两个问题。

如果单论北洋海军停止更新武备的原因，则完全可以肯定地说，区区被挪借和挪用的数百万两银子绝对不是其中最主要的和最关键的原因。事实上，北洋海军之所以停止更新军备，并不是因为缺少资金，而是清廷上下包括北洋海军的缔造者李鸿章的战略思想存在着要命的“短板”。

大家都知道，北洋海军的成立源于清朝的自强欲望，是朝廷中的开明官员对西方世界进入中国的一个被动性的回应。因为是被动性的回应，而且碍于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所以，即使具有世界眼光的李鸿章，也不可能有后来的世界海战专家马汉那样的“海权论”之类的超前思想。这样的一只舰队虽然起点很高，但它也只能是一支立足于近海防御的“黄水海军”，而不会是志在外洋的“蓝水海军”。所以当醇亲王奕譞和李鸿章在视察了北洋海军成军时的大操之后，都觉得海军的近海防御使命已经完成，继续扩军的压力已经不再那么紧迫了。于是，我们看到，恰恰是李鸿章自己主动向朝廷提出了暂时停止购买舰船的要求。李鸿章做出这样的决定，可能的确有修建“三海工程”和颐和园工程需要挪借海军军费的考量，但这显然不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当时在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任上的李鸿章并不是一个穷光蛋，他手里还是有些经费的。根据同样担任过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陈夔龙回忆，李鸿章卸任后，曾经将1000万两白银留给了王文韶等后任，这笔钱后来一直传到了袁世凯的手中。李鸿章的总督府有这样不菲的一笔“小金库”，而且他根本不想据为己有，据此推断，假如李鸿章认为有必要的话，他一定是会动用这笔钱在战前武装北洋海军。这笔钱直到李鸿章卸任时还没有动过，恰恰反证了北洋海军其实是“不差钱”的。

另外，北洋海军在建军后出现了发展速度明显迟缓的现象，不能不说与清政府内部各个派别之间的斗争和倾轧大有关系。

当时，朝廷里主管财政的是李鸿章的政敌翁同龢，而翁本人又是清流党的领袖之一。对于李鸿章创办北洋海军的举动，清流党的攻击一向不遗余力，有的人甚至造谣说“北洋海军非国家之海军，乃李鸿章一人之海军也”。

在这种形势下，作为主管财政开支的翁同龢便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利用自己的权力打压李鸿章和北洋海军。1891年6月，翁同龢以户部之名义上书皇帝，要求“暂停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两年”。这曾经令李鸿章等开明派大为恼火，他在写给当时的云贵总督王文韶的信中大发牢骚说：“枢密方议增兵，三司已云节饷，军国大事岂真如此各行其是而不相谋也?”(姜鸣《天公不语对枯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1月第1版)

真正奇怪的是这个翁同龢。他一方面在费用开支上多方为难李鸿章的北洋海军，一方面却力主让北洋海军和日本一战!有人提醒他说：北洋海军和日本海军的军力对此已非昔日模样，中国不宜轻易开战。翁同龢却说：“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见姜鸣先生上书)

事实上，翁同龢未必不知道北洋海军的虚实，他之所以一味主战，其实是在经过了精心权衡之后所做出的一个极其精明的决定。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站在翁同龢的角度考虑问题，不难发现“主战”对他最为有利。一方面，如果大清国真的打败了日本，那再好也不过了，国家扬眉吐气不说，他本人也会因为一向主战而赢得“政治正确”的巨大声誉，搞不好甚至还会是首功一件呢!而如果不幸战败了呢?则正可以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彻底削弱北洋海陆两军的实力，对李鸿章来个釜底抽薪，让他成为“光杆司令”。对此，他并不隐瞒，曾经对人说过这样一句令人寒心的话——“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这真是赤裸裸的夫子自道!在他翁同龢的小算盘里，私怨才是第一位的，国事算老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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