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中国，只有曹操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事家;既是文学家，又是爱杀人，尤其爱杀文人的屠夫。因此，这张脸，索性涂上一层大白，你愿意怎么看就怎么看吧!

在封建社会里，握权者最乐于使用的对付知识阶层的手段，莫过于文字狱。只要将一两个异己文人消灭，就能对其他不安分的知识分子，起到杀鸡给猴看的作用。对封建帝王而言，这是一项投入较少，产出却大的统治行为，只消深文周纳，上纲上线，几乎无需动用国帑，就能获得耳根清净的效果，何乐而不为之?在这方面，一辈子没当皇帝，可比皇帝还皇帝的曹操，算得上成就突出的一位。

近代学者陈寅恪说过：“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统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儒家思想。”。所以，如祢衡，如孔融，如杨修，如崔琰，这四位打心眼里不肯膺服于他的知识阶层的精英，在表面表示合作的意向时，也是吃香喝辣，优礼有加之的;后来，梗起脖子，坚持异见，跟他较劲，对不起，就采取断然措施。刀起头落，横尸街衢，于是，掉了的脑袋，嘴张得再大，也喊不出吼不出，“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还能产生什么狗屁影响?

所以，后世的历代皇帝，基本上沿用曹操的办法，实施对于文人的统治。

平心而论，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曹操是真正称得上为文人的一位。他的文章写得有气概，诗歌写得有声势，至少写得要比那四位自我感觉还不错的精英，更出色些。“东临碣石有遗篇”，毛泽东都赞叹过的，颇透出古今两雄惺惺相惜之意。

阿瞒的作品，今天还能流传，可祢衡、孔融、杨修的作品，则必须到图书馆里才能找到。在中国，喜欢舞文弄墨的帝王颇多，但是，清代乾隆一生写了四万首诗，一句也不曾被后人记住，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曹操诗文，至今还常挂在人们嘴边。

曹操是真文人，因为他有真作品，非附庸风雅，纯由词臣代笔的主子所能比拟。他甚至从国家银行拿出外汇，把写《胡笳十八拍》的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这既有枭雄的豪爽，既有诗人的浪漫，既有对故友的知遇之情，更有后来的历朝历代的领袖，未必都能有的投资文化的气慨。蔡文姬回来以后，他给她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把能记下来的其父蔡邕的已被战乱毁坏的图书文字，整理出来，不致湮没。

虽然他对待不与他保持舆论一律的文人，习惯于砍头，但他理解文化，重视文化，颇在意于文化建树，这是很了不起的。

建安年间，在他统治下的许都，文学活动相当热烈，他不仅支持，还亲自参与。《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有过这样一段记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这当然是曹操的功绩。

曹植《与杨德祖书》中，说到这番繁荣景象，不免为他老爹的气派自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吾王(曹操)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紘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看起来，曹操是一代文风的始创者，曹丕、曹植是不余遗力的倡导者。而孔融，杨修，陈琳，刘桢，徐干，阮瑀，应瑒，和从匈奴赎回的女诗人蔡琰，是竞展才华的响应者。刘勰距建安约二百来年，他笔下的这段文坛盛事，应该是可信和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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