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他的两个儿子，也知道他早晚要倒霉，所以，军吏来逮捕孔融时，这两兄弟正在下棋，别人劝他们赶快躲一躲，他们说：“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连小孩子都知道处境危殆，孔融还要当反曹的领袖，这就是文人永远玩不过政治家的原因了。

按说，孔融的言论，严重程度也未超过祢衡，但曹操不杀祢衡的头，为什么对孔融却不肯轻饶呢?如果说孔融是大文人，曹操同样是大文人，由于文人相轻，嫉妒才华，才要置孔融于死地的话，那么陈琳在文章里，指着鼻子骂曹操，也不曾掉脑袋。那为什么要将孔融弃市呢?

政治家曹操最忌畏的，莫过于反对派结成一股政治势力。所以，不杀祢衡，因他不过是一个幼稚的文学青年罢了，势单力孤，一条小泥鳅，翻不出大浪。不杀陈琳，因他不过是一个写作工具，而且已经认输降服，不可能有多大蹦头。可孔融则非如此，“虽居家失势，而宾客日满其门”，他自诩地说：“家中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成为当时许都城里一股离心力量的领袖人物，这是曹操最深恶痛绝的，无法容忍的，所以，他就只有伏刑了。

人头落地，曹操还不罢休。在周知全国的文告中，说这个孔融不孝无道，竟在大庭广众中宣传，说一个人，与他父母不应承担什么责任，母亲嘛，不过是个瓶罐，你曾经寄养在那里面而已。而父亲，如果遇上灾年，大家饿肚子，你有一口饭，假使他不怎么样的话，你也不必一定给他吃，宁可去养活别人。这样一来，曹操不仅把孔融打倒，还用文革手段把他彻底搞臭。所以，文人对自己的成就、实力、影响、名声，估计过高，过于膨胀的话，保险，不用太远，便要出笑话的。不论成就多高多大，谨慎谦恭一点，谅无坏处。

3、崔琰

公元216年，曹操再一次整肃，处死了继孔融以后的士大夫阶层的头面人物崔琰。

当年，曹操与袁绍决战，攻入冀州后，他先把这块金字招牌抢到手，以作号召。在中国的门阀制度中，崔姓家族从来在排行榜上居首席位置。一些帝王，都以结亲崔氏的办法，以改变原来的非贵族血统，这大概也和我们当代一些作家，因为工农兵不吃香了，非要装贵族，装家学渊源，装精通洋务状的丑陋心态，同出一辙。尤其后来的一些外邦君主，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心理，非要通过婚姻手段，依赖生殖器来改换夷狄门庭，以求华夏同光，实在是很莫明其妙的。

崔琰算不上完全的文人，但是他代表着整个贵族集团，也代表着聚集文化精英的士大夫阶层，虽然归顺曹操，打心眼里不尿，但是，知道刀把子攥在人家手中，不得不低下头来，虚与委蛇，关键在于维护汉祚，延续汉献帝名义上的统治。曹操现在走出称王这一步，他们认为是废帝的前奏，连最后的精神象征，也不复存在的话，就不免义愤。其实，这班人并不理解曹操，他只是当一个魏王，并不想彻底废帝，这种过头反应，使他更为恼火。正好，有人密报上来，说崔琰带头不赞成。于是，要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那就得找这个有知名度的替死鬼，再合适不过。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崔琰之死，倒是有点文字狱的味道。当时，有一个叫杨训的文人，来不及地上表祝贺曹操封为魏王，做这种文章是很难不肉麻的，要不吹捧，写这捞什子干什么呢?因为杨是崔推荐提拔的，大家笑话这个马屁精的同时，也认为崔所举非人。

崔先生沉不住气了，其实，你就在家怡养天年，自求多福多好?高兴的话，喝两口兑冰的威士忌，谈谈风花雪月，何等潇洒。但文人有这种爱与众不同，爱出个风头，爱咬文嚼字，爱表现一番的毛病。从机要室找来杨的奏文，读了以后，还要拿起笔来，以前辈的口气，给杨训写了封信，这就是不识时务了。

信中写些什么，如今已不得而知，但《三国志》里留存下来的“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的这一句，就足以使他招灾惹祸。曹操勃然大怒，什么意思，从官渡之战起，我延聘你为我的别驾从事，到今天快二十年了，还一脑子变天思想，我岂能饶你。

尤令曹操愤怒不已的，是他在《赐死崔琰令》里所写的“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若市人，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嗔”那股不买账的劲头。老实说，无论哪朝哪代的统治者，都会反对下属在背后进行非组织活动的。已经把你关起来了，还和当年的孔融一样，与这些不肯降服的士大夫阶层，那还了得?虽然，事后，阿瞒也觉得这次对于文化人的打击，有些扩大化，但也不打算平反。

看来，枭雄老矣!人一老，必惧怕老，不甘于老，就会失去幽默感，一旦如此无趣无味起来，可想而知，就不会有任何最起码的宽容。如伍子胥所说的日暮途穷，倒行逆施，也在所不计。脸皮一抹，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的呢?在他死前的几年里，多次大规模的镇压，杀人无算，把汉王朝的残余势力，基本上荡涤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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