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盟国胜利已成定局，当年中、美、英、苏主要盟国在多次声明中，宣称为了世人不再遭战祸，必须严惩战争罪犯。

1945年11月20日，在德国纽伦堡设立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对捕获的19名纳粹战犯进行审讯，到次年10月16日宣判，其中12名判绞死刑。火化后连同自杀的戈林骨灰，随风吹散，不留痕迹。为人类伸张了正义。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美国操办

1946年1月19日，盟军驻日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发布通告，宣布在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同时公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该法庭及国际检察处，均由盟军总部管辖。法庭由参战国中、美、英、苏、法、澳、加(拿大)、新(西兰)、荷、印、菲11国法官和检察官组成，麦克阿瑟任命海牙法官韦伯为审判长，任命美国大律师基南为检察局局长。中国政府接到东京通知后，委任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国际法专家梅汝为首席法官，出席远东国际法庭;派向向哲浚为检察官，率其他人员于1946年3月19日飞抵东京。当时西方挑起的冷战已见端倪，美方故意甩开苏方，迟迟通知苏方。待中、苏双方到达东京时，检察局已将拘捕70名甲级战犯中，挑出26名作为第一案审理，其余作为二、三案随后再审。这时苏方提出第一案再加5名，麦克阿瑟只答应再增2名。各国派来的人员很少，而美方则占百余名。美方在法庭内外，可一手操办。

第一案审理拖延两年半之久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气氛严肃又隆重，旁听席坐满500多人，美国宪兵挺胸昂首布立四旁。在开庭前预演时，曾发生歧视中国的法官坐次问题，坐在庭长右手第一把椅定为美国法官，但庭长左边第一把椅定为英国法官。中国首席法官梅汝先生坚决反对，他说中国对日作战时间最久，牺牲最大，在盟国受降仪式上，也是第二位签字国;第二坐次，理应为中国法官。美、英方面起初还想耍花招，要先演习，后研究。梅法官立即脱掉法袍，声称要回国辞职，美、英不得不做出妥协，同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梅先生获得多数票，昂然入坐庭长左手。

法庭按西方审判程式，对每个被告，都聘一名律师，被告本人还自寻一名辩护律师。开庭时，由律师提问，律师的权利同检察官是平等的。第一案聘律师50名(美籍22人，日籍28人)。这些律师绝大多数都站在被告立场，他们充分运用诡辩技巧，对检方提供的证人、证物进行盘问、攻击，百般刁难，飞扬跋扈。美国律师尤为嚣张，他们故弄玄虚，信口胡言，无事生非，节外生枝，拖延审讯进程。律师们的无理行径，引起大部分法官、检察官的不满，法庭不得不开除最胡闹的两名美籍律师，审讯工作才能较顺利的进行。审讯工作拖延达两年半之久，到1948年11月4日遂开始宣判。判决书长达1218页，直到12日读完。宣判时，28名被告中，已有两名病死，1名患精神病，中止受审，共判处25名战犯。开庭818次，出庭证人491人，书面证词779份，收集证据43360件。

南京大屠杀为重点案件

侵华日军在南京凶残屠杀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俘虏共30多万人，罪恶滔天，震惊世界。梅法官郑重指出：南京大屠杀是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突出的罪行，是现代战史上破天荒之残暴纪录，在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法庭上，各国法官对此案非常重视，花了20天时间进行庭审。美籍证人有梅奇牧师、威尔逊医师和贝德士教授，英籍证人罗伦斯，中国证人尚德义、伍长德、梁廷芳和陈福宝等。他们当庭述说亲身经历或目击日军在南京所犯的种种残忍无比的罪行，日军无视国际公法，对大人老幼妇孺平民和解除武装的俘虏，成批的集体大屠杀;他们到处杀人、放火、抢劫和强奸妇女，手段残酷，兽行丑恶，把南京变成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惨绝人寰。他们的证词令所有在庭人员吃惊、动容和愤怒。

甲级战犯松井石根，为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指挥进攻南京。他曾杀气腾腾地誓言：“降魔的利剑已经出鞘，正将发挥它的神威。”他率军侵占上海后，就指挥4个多师团20多万日军，从3路进攻南京。沿途纵容部队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罪恶昭彰，令人发指。他说南京是中国首都，日军要发扬武威，以慑服中国。日本皇室朝香宫鸠彦亲王曾到前线，密令“杀掉全部俘虏”。松井也下令：“不留俘虏”。他还训示部队说：中国老百姓很多是间谍;也有不少中国军人脱掉军装，混在难民中，要进行扫荡。因此日军不问青红皂白，见人就杀，老人妇孺也难幸免。松井对南京大屠杀罪行，负有最高的直接责任，但他在法庭上，装作一副可怜相。始而说对南京大屠杀事件全然不知，以后只承认听参谋人员说过有杀戮;又称当时他在养病。实际上，在1937年12月17日举行侵占南京入城式，松井骑着高头大马，亲眼目睹城内外横尸遍地，其中就有很多老百姓;10多处大火。他在南京住过一周，以后还来过，对南京的日军罪行，不可能不知道。国际安全区委员会通过外交途径，多次提出书面抗议，送交日本使馆。抗议书上并附有日军罪行纪录，有时一天送去两次，松井当然看到过，并转送东京陆军部，他们并未采取制止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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