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还收集有书面证词和有关文件100多份。其中有一件，是日本盟友德国驻南京外交人员向德国外交部的秘密报告，文中列举日军在南京杀人如麻以及奸淫、放火、抢劫等具体罪行，并称日军“是一副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还有其他英、美人士的书面证言，南京大屠杀是血写成的事实，铁证如山，任何人也修改不了这一罪恶历史。顽固的松井最后在血淋淋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在南京有过“杀戮”，对“残暴行为，实属遗憾。”他曾提前调回东京，受到过上级的“批评”，这也说明：日本政府是完全知情的。

日军杀人之残忍、凶恶，无不用其极，世所罕见。他们用刀劈、斩首、刺刀捅、棍击、锥扎、狗咬、摔掼、刺阴户、戳肛门、挖心破腹、火烙、活埋、焚烧、割喉、割生殖器、卡车辗压等残忍手段，杀害无辜中国民众。丧心病狂，毫无人性。有些日军以虐杀俘虏取乐，甚至进行杀人比赛。日军入城的前6周，杀害平民和俘虏达35万人以上。松井石根身为司令官，对日军犯下的罪行，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为罪魁祸首，理所当然的被判死刑。数十万生灵因他而冤死，他死有余辜。

量刑的分歧

当11位法官举行秘密会议，讨论对被告量刑时，由于各国受战争损害的情况不同，有的国家的法律已废除死刑，因此在会上出现严重分歧。法国法官认为：天皇的责任未予追究，没有理由惩处其追随者;荷兰法官说：不能以破坏和平罪处以死刑。澳大利亚法官韦伯主张把战犯流放到与世隔绝的地方，要比很快结束生命所受警告更大。印度法官提出应以宽宏、谅解、慈悲为怀，对全体战犯均无罪开释。其他法官，有些态度尚不明朗。形势非常严峻。如果表决时，不能获得多数，就不能对罪大恶极的战犯判处死刑，正义就得不到伸张。梅汝在会上仗义执言：中国受日本侵略时间最长，牺牲最大，受害最烈，被惨杀的同胞最多，日军在华罪行最重，对日本首要战犯，如不严惩，人类正义何在?

中国法官在会下，同各国法官交流，并争得起草判决书中的侵华罪行部分。并要求把南京大屠杀，在整个判决书文本中列为专章。

距表决只有几天，中国法官日以继夜工作，从大量文件、材料、庭审纪录中，写出有理有据的法律文件，揭露日军十恶不赦的主要罪行。这份铿锵有力的判决文书，对态度不明确的法官，起到说服作用。

在法官们对量刑表决时，终以6∶5的一票优势，对7名首要战犯，判处了死刑。梅博士等中方人员，如释重负，总算为死难同胞伸张了正义。梅先生后来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第一案审判中，还可以说：“差强人意。”

1948年11月12日下午最后判决：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武藤章和木村兵太郎7人，处死绞刑;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畑俊六等16人，处无期徒刑;东乡茂德和重光葵，分别判处20年、7年有期徒刑。宣判结束，全场起立，热烈鼓掌，千余名听众，大多数感到满意，说明法庭的判决符合广大人民的意愿。

战犯们竟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

法庭判决后，日本右翼势力极为不满，尤其是那批被告律师，以“美日律师辩护团”的名义，要求法庭公布法官秘密会议情况。法庭开会讨论，中国等多数法官认为，秘密会议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向公众公布。法庭拒绝了所谓“律师辩护团”的要求。

这班律师心犹不甘，上书盟军总部，申请复审。麦克阿瑟自知不能命令国际法庭复审，就召集有关国家在东京的外交官讨论。到会大多数外交官，都表示不能接受复审的无理要求。麦克阿瑟只好驳回。这些律师又生一计，竟不顾国际惯例，策动死刑犯土肥原贤二和广田弘毅二人，委托其辩护律师，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他们明知一国的法院无权干预国际法庭，仍耍尽节外生枝伎俩。接着他们又策动其他被判刑的战犯，也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要求无罪释放。对这种超越自己权限的无理“上诉”，美国最高法院居然欣然接受，似乎它可以凌驾于国际法庭之上。竟令麦克阿瑟通知“上诉”的战犯，在1948年12月16日，该院听取“上诉”战犯申辩，并把“上诉”战犯解送到美国。麦克阿瑟照办，并宣布被判死刑战犯执行期延至美国最高法院做出结论之后。消息传出后，受到各国强烈反对和谴责。中国法官梅汝气愤填膺，立即发表声明：美国最高法院无复查或修正对日本战犯的判决，代表11国的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倘须经过某一国际法庭复审……在国际间将是危险的先例，对国际间的合作和相互信任，将产生严重不良后果。英国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最高法院的无理行径，指出：显然美国把国际法庭当作美国法院的隶属，这是各盟国所不能接受的。苏联《真理报》一再斥责美国最高法院侵夺盟国权利，妄图庇护战犯。荷兰法官抗议称，美国最高法院的决定是令人骇异的错误，是对各盟国组成的国际法庭的蔑视!在日本也有许多公正人士，反对美国粗暴干涉国际法庭。《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说：“东条英机等死刑之执行，实已时机成熟，美国对这些战犯的包庇，是为了在以后让他们为美国用来反对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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