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很多人怀念80年代的文化氛围，殊不知这场热闹的本质，不过是一场囫囵吞枣式的“文化大跃进”，其内在仍相当荒芜。

80年代前期，包括诗歌在内，文学与体制保持着紧张的对峙关系

4月26日汪国真的去世，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怀旧风潮。这自在情理之中，毕竟，在90年代初，作为“轰动中国的诗歌王子”，汪曾是年轻人尤其是青年学生中，知名度最高的诗人，其诗集发行量之大，迄今鲜有比肩者。1992年，有机构对昆明的高校大学生作过调查，结果显示，70%以上的学生知道汪并读过他的诗，41%的学生能背诵他的2-3首诗。①

汪诗大都类似格言，用词浅显、语义明确。如其代表作《热爱生命》，就很能体现这种风格：“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既然钟情于玫瑰/就勇敢地吐露真诚……”

如此水准，使得汪诗自流行之日起，圈内评价即褒少贬多。但汪的自我辩护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从1990年到现在，盗版和正版的数量加起来应该有两千万本以上，其中大概六百万左右是正版。……两千多万册的数字，代表的是读者的认可。……我成名后没听说过有哪位国内诗人超越我的影响力的，起码现在还没有。”②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在90年代初，汪国真为什么会那样红?这个问题，又可以拆解成两个子问题：1、汪作为诗人走红，是八十年“诗歌狂潮”的一部分，80年代为什么会出现“诗歌狂潮”?2、80年代涌现出无数诗人，很多人的写作水平比汪高，为什么诗集卖得最好的是汪?汪在1990年走红，此前，一批诗人或自杀或病逝或远遁，汪是不是适时捡了一个“时代真空”的便宜?

第一个子问题。80年代的“诗歌狂潮”并非凭空而来，其源头有二。

一是政策变化。1975年7月，毛泽东曾对邓小平沉痛谈及：“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③1980年初，邓小平明确指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④受惠于这些政策，一些沉默已久的成名老诗人重回“诗坛”。

二是地下诗歌冲出地表。“文革”十年，并非全然“没有小说，没有诗歌”，只不过许多小说、诗歌，只能在地下秘密流传。它们的作者，大多是经历了时代幻灭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譬如“食指”，譬如所谓的“白洋淀诗群”。至于诗的主旨，从这些句子中——“歌声，省略了革命的血腥/八月像一张残忍的弓/恶毒的儿子走出农舍”“从那个迷信的时辰起/祖国，就被另一个父亲领走”——并不难窥见。⑤“文革”结束，新诗人们走上前台，继续沿用特殊年代所惯用的晦涩意象，遂被批判者冠以“朦胧诗”的名号。

1980年代前半期，文艺政策左右动荡。一方面是“朦胧诗”与“伤痕文学”盛行，集中控诉与反思时代悲剧;另一方面，“伤痕文学”的代表作《苦恋》遭到批判，“朦胧诗”的代表性人物，也在《人民日报》上刊文检讨，承诺要《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⑥

诗歌与体制之间的这种对抗关系，是当日“诗歌狂潮”产生的关键因素。时人形容，在八十年代初的校园，“随便扔出一个石子就会砸到一个诗人”。躬逢其盛的西川回忆：“那时的诗人都跟英雄似的，北岛、顾城等诗人有一次去成都，最后的观众把所有的出口都堵住了，没办法，北岛和顾城他们只能从厕所的窗户跳出来，才算完事。”⑦“英雄”二字，准确概括了时人对诗人的身份定位。所以，视北岛为方向标的诗人王家新，在目睹北岛从体制(中国作协)手中领走2000元“优秀诗集奖”时，竟有一种幻灭之感：“像挨了重重一击似地坐在那里发楞。北岛离去时，我也没有力量出去跟他打招呼。我只是感到深深的沮丧和悲哀。”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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