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于阶级斗争的烽火狼烟之中，并随着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冲突而发展壮大。解放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有机构成部分，成为它的文化战线的一翼。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是时代的中心使命。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辈都自觉地使历史研究服务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重点揭示历史上经济、政治、文化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及其发展规律，揭示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创造作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的制订提供历史根据，为党和人民大众进行的现实革命斗争总结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充分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服务的社会功能。历史证明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价值取向是正确的。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辈则因他们为革命事业服务的光辉史学业绩，而获得了党和人民的深深崇敬。他们的史学研究也有缺点，最主要的是非历史主义倾向，如片面反封建等。范文澜、翦伯赞先生在解放以后都曾对此作出了诚恳的自我批评。这也是同他们没有全面完整地把握史学功能问题相关联的。
    五六十年代，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胜利，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全面地展开了社会主义建设。建设新社会的现实，向历史学提出的客观要求是，应当更加全面地研究和认识历史，为党和人民大众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更为全面的历史根据、经验和教训。党领导人民大众管理和建设新社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继续和发展。但管理、建设新社会与以破坏旧社会为基本宗旨的革命，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同，对历史学的要求也便有异。历史上的劳动大众有着丰富的生产、阶级斗争和革命的经验教训，但他们却基本上没有管理和领导建设社会的经验。管理和领导建设社会的经验，主要地需从历史上的统治阶级、集团那里批判地吸取。所谓社会主义建设时代要求历史学更加全面地研究和认识历史，就是不仅要研究阶级斗争的历史，还应当更为全面地扩展历史研究的内容，也不仅仅只看到人民群众生产和革命斗争的历史，还要批判地研究和总结以往统治阶级管理和领导建设社会的历史。这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管理和建设新社会的时代要求。五六十年代的历史学，则并没有充分地满足新时代的这种客观需求。
    那时历史学领域最响亮的口号之一，是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当时的中央领导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规定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这种矛盾又集中表现为政治思想领域兴无灭资的斗争。进入60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进一步确立。所谓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也就是为这种歪曲和背离时代基本精神的阶级斗争服务。与此相应，历史学的理论领域，在50年代把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指南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要义归结为二：一是承认人类文明史是阶级斗争的发展，一是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1958年的“史学革命”就是依据这样的认识，并且将它片面地发展到了极端，给我国历史学发展造成了极大的破坏。60年代，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相应，史学界提出了阶级斗争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在历史研究实践领域，则更加突出阶级斗争史研究，从50年代的“五朵金花”，到60年代实际上成了农民战争史的一花独放。历史上的统治阶级及其人物，除了极少的例外，则成了研究的禁区。到1965年戚本禹提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更把历史学逼上了绝境。这时社教运动已经兴起，现实阶级斗争的目标更加明确，党内走资派成了斗争的重点。知识分子通常被归入资产阶级一类，包括历史学家在内的知识分子中的有成就人士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也成了斗争的重点之一。文化革命发生，史学工作者连发表著作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历史科学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种政治却令历史学的研究内容愈益狭窄，直至将其封杀。这实在是值得人们从各个角度加以深思的。
    当然，五六十年代史学并非毫无成就。范文澜、翦伯赞、郭晓棠等史学家一再倡导和推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思潮，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相对立，力图限制片面理解的阶级观点在历史研究中的消极作用，指出对历史不仅要看到黑暗面，也要看到光明面，要求对包括历史上统治阶级及其人物在内的文明史（主要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进行更为全面的研究和总结。这种意向实际上是曲折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对历史学的客观要求。五六十年代我国历史研究实践中所取得的许多史学成就，都直接或间接地与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思潮的影响相关连。对于当代中国由革命向建设转变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思潮所透露的要求全面地研究和认识历史的意向，以及在其影响下的史学实践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应当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否则，我们就将很难准确地认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思潮理论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他们无法突破当时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限制，同样接受了阶级斗争观点是唯物史观核心和文明史是阶级斗争发展这样一些理论前提，因此它的要求全面地研究和认识历史的意向便很难得以实现，而它本身也在政治大批判中被扼杀。因此，五六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有成就的，在某些领域还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与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对它的客观要求相比，则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当时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历史学，没有准确地找到一条为社会主义建设时代服务从而更为有效地发挥其科学功能和社会功能的途径，这恐怕也是无须争辩的事实。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几经周折，共产党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全党和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种转变体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面对这种新的历史条件，历史科学究竟应如何发挥它的研究功能，人们的认识看来并非一致，而且还产生了相当的困惑。对于由此而产生的种种意见，这里暂不加以评述，而径直谈谈我的看法。
    史学作为社会的一个分工领域，它的本职任务是研究历史，整理历史资料，揭示历史过程的内在联系，发现历史发展规律。而它作为社会分工领域之一，又必然同其它社会分工领域发生有机联系，存在互动作用。史学要受其它社会分工领域影响，而历史研究的成果又会对史学以外的文化、政治、经济领域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