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口述史学者的历史阐释责任
    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学者从文化研究角度对传统治学，也即历史研究的客观性 和文献考证，提出了质疑。他们指出，通过特定理论方法训练的历史学家用来鉴别真伪 或者事物客观与否的尺度，已经使历史学家带有自身的主观色彩。进一步而言，当史学 界自身的文化氛围受到社会重大事件的影响或冲击时，历史撰写便相应出现了新的变化 。这层变化无疑源于史学家自身的变化。与此同时，决定纪录历史“事实”的尺度又何 尝不被文化氛围所包围着呢？不过对这些“事实”的不同阐释反映了不同理论的争鸣。 再者，传统治学注重通过实际考察来证实和辨明历史事实的真伪。但伯明翰大学文化研 究中心的学者不满足于以考察和收集“事实”为特征的传统史学态度，认为这种史学态 度虽然注重实际，但他们的方法受局限于档案调研的特定模式，受局限于对作证据用的 文字资料的过分依赖。
    相比而言，口述历史改变传统治学的最重要之处在于，口述历史使历史学家的角色发 生了变化。历史学者成了采访者，“在重要方面具有专业知识的优势。同时又发现自己 已然离开了办公桌，分享着在人际交往上的经历”[4]（P222）。从主观上讲，史学者要 积极发挥自己能动的思考作用，不断改进调研水平和采访工作能力。从客观上讲，史学 者要尽力减少个人先入为主的判断和偏见，并充分调动口述者展开回忆的积极性。具体 而言，史学者在每一个具体口述历史项目上都要有周密的设计、规划，如可以运用量化 社会学方法等；同时又要留有余地，避免先入为主地用一种理论来直接概括一个社会群 体的思想。要首先关心这个人文群体如何表述自己的利益和理想，以及这个群体的价值 观和行为方式如何。与此同时，史学者要不断提高采访技巧，从而减少偏见，包括利用 一定时间去研究了解人的记忆特征问题，认真对待口述材料和提高口述历史分析技巧， 与历史见证人进行良好沟通，尊重被采访者的意愿，如不用其实际名字等等。
    在上述方面，加利福尼亚大学（Santa Barbara）历史教授简·雪伦·德哈特（Jane Sher ron De Hart）对自己采访工作所作的总结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范例。为了就美国当代历史 上的男女平权修改条例问题写一本书，德哈特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对北卡罗来纳州赞 同与反对将男女平权修改条例写进宪法的一百多人进行了采访，并于1993年将自己采访 后对历史治学进行的思考发表在《美国历史期刊》（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上。德哈特记得，采访开始她很自然地采用了传统治学态度，也即首先找出能够代表 历史重大事件与人物的最准确最客观的内容。其次，对有关信息的价值和可信度进行严 格审查。第三，将有事实可信度的信息加入历史叙述中，摈弃验证不合格的部分。[5]（ P585）最后，将人的记忆看作是一种可以完全客观处之的检索系统。
    德哈特一开始便出师不利：支持将男女平权修改条例写进宪法的人不愿因走露自己活 动的风声而影响事态发展进程，不愿与她交谈。反对将男女平权修改条例写进宪法的人 则因为德哈特的女权主义身份而不愿接受她的采访。为此，德哈特改进了采访策略。这 些策略包括与自己的男性采访同事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一起，约见州议会发言人了解情况 ，仔细分析自己采访对象的背景，作尽可能充分的采访准备等等。但这些传统做法并没 有太大帮助。不久，德哈特认识到与被采访者保持客观距离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对于本 来就已经在意识形态、文化等方面与采访者有距离的反对派来说，如果采访者能够表现 出同情心、并且努力感受被采访者的思想情感，这被证明对工作是十分有利的。而对于 采访者本人早已尊敬的女权运动积极分子，以及那些给予采访者本人各种帮助、包括安 排吃住的人，再保持距离就显得做作、甚至虚伪了。德哈特认识到：“不论保持距离与 深感同情的各自比例有多少，不论采访者意识到与否，采访者都必然置身于采访中。” 为了合情合理地与口述者进行交流，而不是刻意呆板地与口述者保持距离，德哈特这样 总结说，采访者要有“富于同情心的耳朵，再配上仔细审查笔记和纪录时有鉴别力的眼 睛”[5]（P588）。
    德哈特的第二点收获关系到采访中的对话与记忆问题。在详细分析了采访男女平权问 题必然遇到的一系列与性别有关的问题，以及美国政治圈子的操作特点后，德哈特总结 说，问题的关键是，每一个参与对话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表现出自己在社会、心理、以 及文化方面的偏见、观点、和特有表达方式。德哈特指出，“不论自己意识到与否，这 些因素不仅影响到应答的信息，也影响到所提出的问题”。采访内容是由口述者与采访 者双方的对话构成的，而且对话“绝不仅仅是检索记忆”[5]（P590）。德哈特采访的是 一个正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事件，口述者与采访者常常会一起对各种不同历史陈述加 以比较。不同历史陈述又会因历史事件的新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德哈特指出，记忆本身 是一种“想象行为”，记忆行为是“一个富有创造性、建设性的过程”。德哈特及其同 事从有关对记忆的研究中认识到：“真理不仅存在于可以被现实证实的陈述中，也存在 于任何传播意念的载体上。修饰语和事实本身一样重要。”（注：针对人的记忆特征以 及有关“事实”与“修饰语”的争论，德哈特建议参看Edmund Blair Belles,Remember ing and Forgetting: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Memory（New York:1988），xi,Jo hn Murphy,“The Voice of Memory:History,Autobiography,and Oral Memory,”Hist orical Studies,22（Oct.1986），pp.157-75.）[5]（P592-93）
    对话和记忆问题使德哈特自然联系到采访者与口述者双方的文化问题。换句话说，史 学者自身受制约于一种特定的文化背景，而被采访者群体也有一种人文背景。对口述历 史的历史阐释包括对形成文本的文化的文化阐释。德哈特将这一阐释过程解释为历史建 设过程。为了做好历史建设工作，采访者要善于克服自身文化的局限，将采访中出现的 文化问题与其他已经成文的资料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例如，如何处理那些在采访中常常 出现的、看来似乎并不重要的信息呢？德哈特认为，采访者不能以先入为主的看法来轻 易否定一些看似不重要的口述内容。有时一方认为是无知、非理性的陈述，并且也得到 社会舆论或其他文献证据的支持，经过采访后就不尽如此了。当采访者听到当事另一方 的私下陈述和看到当事人写给立法官员的信件后，就会在比较中获得一种新的逻辑和理 性。重要的是，口述证据与文献证据同样重要，而口述证据的获得会使人更加意识到所 有证据都有局限性。
    出现于采访中的记忆问题、先入为主的观念、说话人的特别用意等因素，都影响到口 述历史的最后形式。德哈特在总结自己的采访工作时说，采访牵涉到如下几项因素：进 行建设性采访来获得口述史构架，仔细分析关键内容，然后再将那些关键内容与文献资 料的关键部分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史学者再重新撰写一部历史论述，解释关于男女 平权修正案的分歧、女权主义，以及争议双方各自的文化世界的含义等。德哈特的实践 总结表明，采访者一方面要关注采访中出现的种种人文特性，同时不应在种种不确定因 素面前退却，而要尽力接受采访内容的丰富信息，并对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加以科学分析 。德哈特总结道：“作为历史学者，我们要搜集到尽可能多的证据，同等对待文献和口 述材料，对其加以比较验证。当我们将零星散乱的证据编织成一部统一连贯、寓意深远 的历史时，作为口述史学者的经历会使我们更加意识到自己在历史建设中的行为的意义 。”[5]（P595）
    从当前治史看，美国历史学者运用口述资源为素材撰写历史的情况已不鲜见，但各自 对处理口述资源的做法不尽相同。除了要对口述史调研情况加以说明之外，如何运用口 述资源取决于史学者的历史阐述角度。作为一种新的历史调研手段，虽然口述历史有不 少传统治学不能替代的特点，但也有其局限性，史学者要对其有选择地加以运用是一个 常识。为此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认为，在审查口述资料时，要思考口述 陈述本身没有反映出的历史决定因素问题。这些因素也许存在于其他不同形式的相关历 史资料之中，所以要将口述者的个人陈述与同期其它历史素材进行比较分析。[4]（P227 ）
    正是因为口述历史伴随有种种个人或地方色彩，以及采访中可能出现的不确定因素， 口述史学者应在前言或者口述历史之中进行解释，这已经成为撰写口述历史的一个重要 步骤。让我们再来看看《阿帕契史诗：殁》这部口述历史的例子。作者伊夫·波尔首先 在前言中介绍了自己如何在经过四年不懈努力后终于得到第一次采访阿帕契酋长的机会 。然后波尔这样介绍了自己对口述材料的态度：“无论证据是否与我的观点一致，我都 按照我发现它的样子将它呈现出来。”[2]（PXXI）她还在前言结尾处专门写给读者的注 解中表明，《阿帕契史诗：殁》运用了四种不同表达方式：
    作者的几个出自口述来源的叙述在很少或没有经过任何编辑的情况下被再现出来。由 于要将两种或更多资料结合起来，作者对其它的口述内容进行了大幅度的改动。因为有 些地方既不适合于将作者与她的口述史提供者的简短对话合并到讲述内容中，也不宜将 其缩减到注脚中，所以这些对话穿插在整部书中。最后是作者的历史叙述。[2]（PXXIII ）
    保罗·布尔撰写《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角度是写思想史的角度，此书是对美国20世 纪左翼历史思潮的一个重要分析。在此书中他提出了一个抽象严肃的问题：“马克思主 义在美国历史上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3]（P9）他的历史阐述运用了报纸杂志等历史文 献、档案馆资料、口述历史、和一些重要的历史理论著述。布尔在著作中并没有提到很 多口述历史个例，他显然已经将对口述历史的大部分分析融合在自己的历史陈述和理论 分析之中。但他在前言中特别强调自己参与了“美国左翼口述历史”调研项目、口述历 史在此著作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口述者与他本人的亲密关系。最后，布尔将自己的著作奉 献给“美国左翼口述历史”调研项目的工作人员和后期被采访者。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作 者对口述者的高度重视，以及口述历史对作者进行历史阐述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