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应该略为一辩的问题是：什么是笔记？先来看看两部权威的辞书对“笔记”一词的解释。
    《辞源》“笔记”条义项（二）：
    随笔记录的短文。宋宋祁有《笔记》，始以笔记名书。南宋以来，凡杂记见闻者，常以笔记为名，如龚颐正的《芥隐笔记》、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也有异其名为笔谈、笔录、随笔者，如沈括的《梦溪笔谈》、杨彦龄的《杨公笔录》、洪迈的《容斋随笔》。明人亦有名为日记者，如叶盛的《水东日记》。
    这个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对作为文体的“笔记”一词的定义是否确当、是否全面姑且不论，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它把笔记的范围缩得太小了，它在具体解释时仅仅在这个概念的字面意思上打圈子，而没有从实际上去界定其内涵。照这个解释，似乎凡能称为“笔记”的著作，其书名中就应有“笔记”二字，至少应有一个“笔”或“记”字。而实际上，笔记的书名包罗万象，决不如此简单。随便举几例：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唐李肇的《国史补》、宋戴埴的《鼠璞》、元李治的《敬斋古今黈》、明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清褚人获的《坚瓠集》，都是历代著名的笔记，它们的名称中何尝有“笔记”之类字眼？书名中带有“笔记”或其中一字的笔记，在整个笔记作品中，只占极小的一个比例。而且从另一个方面说，书中有“笔记”、“日记”、“随笔”、“笔谈”之类字眼者，其内容又并不见得一定是“杂记见闻者”。如明王樵有《尚书日记》，清张履祥有《读易笔记》，张羲年有《周官随笔》，杭辛斋有《易学笔谈》，这类例子不胜枚举，而这些著作的内容与“杂记见闻”毫无关系，乃是杂记读书心得和学术见解者。
    《辞海》“笔记”条：
    文体名。泛指随笔记录、不拘体例的作品。其题材亦很广泛。有的著作可涉及政治、历史、经济、文化、自然科学、社会生活等许多领域，但亦可专门记叙、论述某一个方面。其体裁虽产生较早，而正式以《笔记》作为书名，则始于北宋宋祁。笔记的异名，有随笔、笔谈、杂识、札记等。其铺写故事，以人物为中心而较有结构者，称为笔记小说。
    应该说，这个解释比《辞源》的解释周密、准确得多。但也有两个缺点：一是“笔记的异名”云云，不免有点重蹈《辞源》旧辙，而企图从书名上去界定笔记作品的范围，这是行不通的。二是它没有相应的例子，不能让读者以直观的印象与它的界说相印证。
    刘叶秋先生可能是至今为止唯一对笔记作过比较系统的研究的学者。他的意见应该受到重视。（奇怪的是，刘先生是新修《辞源》的三位总纂之一，然而他本人对笔记的研究成果却似乎并未反映到《辞源》修订本的这一词目中去。）他认为“笔记的特点，以内容论，主要在于‘杂’：不拘类别，有闻即录；以形式论，主要在于‘散’：长长短短，记叙随宜”。他把笔记分为三大类：一是小说故事类，如《搜神记》、《阅微草堂笔记》等；二是历史琐闻类，如《隋唐嘉话》、《坚瓠集》等；三是考据、辨证类，如《梦溪笔谈》、《十驾斋养新录》等。（见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这样的解释和分类，是比较科学、比较符合笔记这一文体的实际情况的。但刘先生的意见中也有一些地方似可进一步讨论。一是小说似不必计入笔记范围内。虽然古人之所谓“小说”（或称“说部”之类）是包括笔记在内的，但从今天的观点看，古代小说（含文言、白话两大部分），就其特点、影响、地位等看，已足可自张一帜独为一军，不必附骥于笔记了。比如刘先生把《搜神记》、《玄怪录》、《甘泽谣》、《宣室志》、《博异记》、《集异记》、《稽神录》、《剪灯新话》甚至《聊斋志异》等等公认的志怪传奇小说也算作笔记，似为不妥。现代文论界也是把古小说视为一种独立文体的。而第二个方面则是有些看来应算为笔记的著作，如《入蜀记》、《南方草木状》之类，刘先生却排斥于笔记之外，认为这类作品或者专叙地理古迹，或纪行，或者专谈一时一类事实，应属专著而非笔记。其实这些书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具备刘先生自己所说的笔记的特点，理应归入笔记范围。再如历代为数不少的日记，其实也可计入笔记阵营的。至于数量众多的读书笔记，亦应归入刘先生所划分的“考据、辨证类”。（在刘先生所列举论述的大量笔记中，这个部分的例子也是罕见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所谓分成几大类，也是就各笔记的大略而言。笔记之所以为笔记，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杂录”。一部笔记少则数十篇（则），多则数百篇，小说之中杂记掌故，琐闻之内间以考证，这是常见的事，其内容未可胶柱鼓瑟截然断分。
    笔记在整个中国古代典籍中占有一个相当大的比例。中国旧时向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给书籍分类。仅以《四库全书总目》所收书目而言，史、子二部中有很大一部分可归入笔记范围（特别是子部中的小说家、杂家二类），即使是经部，其中也有不少著作应属学术笔记。至今为止，还没有一部以笔记为对象的工具书，笔记的比较确切的数量仍是个未知数。不过笔者曾于此下过一点功夫，据本人很不全面的粗略统计，笔记至少应在三千种以上。这是中国古代典籍中一个绝对不能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这个文学、史学的宝库，却至今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虽然古往今来研究史学、文学的学者们，几乎全部不同程度地曾从笔记中得到过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但对笔记本身他们又往往不屑一顾。旧时文人以为笔记不过是残丛琐语雕虫末技，不值得重视（其实许多笔记出自大家之手。只以宋代为例，苏东坡、欧阳修这样的文坛泰斗和司马光这样的大学者都著有笔记。仅此一点就能说明一些问题）；现当代学者除了仍有人持此种观点之外，更由于前人对此没有什么研究成果可资借鉴，而笔记涉及的范围太广，数量太多，博览既不易，许多作品连大图书馆亦难觅到。所以这一文体的整体研究工作，至今仍是一个有待开拓的课题。刘叶秋先生的《历代笔记概述》虽有开先河之功，但总的看来，偏重于“概述”，不少问题有待于更深入的探讨。
    笔者认为，笔记有着很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关于其文学价值，此文不拟涉及，有机会再以专文讨论之。这里只拟对笔记之史学价值作一粗浅探讨。
    对笔记在整个中国史学中的地位应给予怎样的估价？我们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笔记，那么以二十五史为代表的整个中国历史就将是不完整的，不周密的，有骨架少血肉的。或者换一句话说，如果没有笔记，就没有真正的书面中国历史。
    具体地说，笔记的史学价值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为正史所本；二、补正史所阙；三、纠正史所误；四、提供全方位的丰富的史学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