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纠正史之误
    这一点可从两方面去考察：一是笔记所载的史实可以纠正正史的事实之误；二是不少笔记对错误史实的考证。
    第一个方面，举三个例。
    《宋史·王安石传》：“元佑元年卒，年六十八。”这个“年六十八”的说法是错误的。这在宋人笔记中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吴曾《能改斋漫录》：“王介甫辛酉十一月十三日辰时生。五十八岁自首厅求出，知江宁府。继乞致仕，以避午上禄败之运。安闲养性，又仅延十年之寿而死。”王安石生存于宋真宗至宋哲宗年间，这其间的辛酉年只有两个，一个是真宗天禧五年，即公元1021年；一个是神宗元丰四年，即公元1081年。王安石死于哲宗元佑元年即1086年，当然他的生年“辛酉”只能指真宗年间的那一个即1021年。因此，王的年龄是六十六岁（虚岁），而不是六十八岁。若是六十八岁，他的生年应是己未而不能是辛酉。还可从其他宋人笔记中找到佐证。朱翌《猗觉寮杂记》：“荆公多用晋白鸡事，……盖公生于辛酉也。”王明清《挥廛录》说得更明白：“国朝名公多厄于六十六，介甫亦其一也。”
    《元史·太宗纪》：“四年壬辰春正月戊子，帝由白坡渡河。庚申，拖雷渡汉江。”而由金入元的文人刘祁在他的笔记《归潜志》中却提供了拖雷渡汉江的不同时间：“正大八年辛卯十一月，余居淮阳，北兵由襄汉东下。时老祖母、老母在南京，趋往省焉。”正大八年为公元1231年，辛卯年；壬辰为辛卯次年，1232年。刘祁亲历其事，饱经忧患，他所说的拖雷渡汉江在辛卯不在壬辰，应是可信的。同时，元人姚燧《牧庵集》和苏天爵《名臣事略》的有关记载也印证了刘祁的记载是事实，而《元史》有误。
    《元史·李冶传》：“所著有《敬斋文集》四十卷，……《古今难》四十卷。”按此至少有两个错误。一是所谓“古今难”乃“古今黈”之误。此书为元代一部很有名的笔记，全名《敬斋古今黈》。作者在序中自称书名取“黈纩充耳，所以塞聪”之义，黈，塞耳之具，用黈塞耳，表示自己不闻外事专心治学。作“古今难”乃因字形相近而误（指繁体字形）。一是《元史》的“李冶”应为“李治”。李治兄弟三人，兄名澈，弟名滋，名皆从水旁。见元好问为其父撰之墓志。古人兄弟之名皆有某种联系，象李治兄弟之名，不可能其兄、弟名是“氵”旁而他独是“冫”旁。而且《敬斋古今黈》所署作者为李治而非李冶。
    至于笔记中考证史实纠正正史谬误的内容，那就更多了。如宋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沈括的《梦溪笔谈》，元王恽的《玉堂嘉话》等，均多有这方面的内容。而清人笔记于此尤见功力。顾炎武的《日知录》、赵翼的《陔余丛考》、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等都是这方面出类拔萃之作。以《十驾斋养新录》为例。该笔记纠《后汉书》、《晋书》、《南齐书》、《南史》、《新唐书》、《宋史》、《辽史》、《金史》之误四十余条，仅纠《元史》之误即达三十余条。举一则：“修《元史》者，皆草泽腐儒，不谙掌故，一旦征入书局，涉猎前史，茫无头绪，随手挦扯，无不差谬。偶举数条，以当笑柄。如滑州自唐宋迄金元无异名，而《志》乃云‘唐改灵昌郡，宋改武成军，元仍为滑州’。考唐志虽州、郡并称，而改州为郡，不过天宝、至德十余年耳，乾元以后，仍为滑州，岂可此十数年概唐一代？且改州为郡，十道皆同，不得谓滑改而它州不改也。武成为节度军额，而滑之升节度，始于唐，本号义成军，宋太宗时避讳，乃改武成。作《志》者并唐方镇表亦未读矣！”
    四提供全方位的丰富史料
    广义的史学，其研究范围广大无垠。以大类而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等固皆有史；具体而言，举凡饮食男女、民风土俗、名物器制，诸如此类，几乎无事无物不有史。要对如此广泛的对象进行研究，仅仅依靠几十部史书是远远不能解决问题的。比如，要研究酒史、茶史、纸史、墨史、笔史、棋史、婚姻史、科举史、印刷史、称谓史、风俗史之类，能从正史中找到多少有用的资料呢？可以说，四分之一都不到。而笔记，在这方面就有着任何别的典籍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它能提供包罗万象的多方面史料。要详细论述这一点，没有专门的长文是办不到的。这里只能略为一提。例如：
    五代王定保的《唐摭言》，是研究中国科举史必不可少的参考书。它记载了有关唐代科举（主要是进士试）的各种故实，如进士之地位，进士试中的公然请托私定名次，放榜后新进士拜座师礼。曲江宴及探花宴礼数及大量唐科举的轶闻典故。其中许多史料是独家所有。
    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和西湖老人的《西湖老人繁胜录》这五部笔记性质相近，它们为研究宋代都市的民俗、经济、文化、社会风貌等提供的丰富史料无与伦比。诸如民间婚姻由下帖子、送礼、成婚、婚后回门整个过程中名目众多如起细帖子、缴檐红、回鱼箸、插钗子、铺房、起檐子、栏门、撒谷豆、坐虚帐、合髻、拜门等等繁琐礼节；孕妇从怀孕到生育直到孩子周岁过程中的种种讲究；京都极端发达的饮食业盛况（仅罗列的食品名称即不下五百种）；皇室在各种节日举行大典的详细仪制；各种艺人的表演情况（仅杂技即介绍了数十种，其中又以马戏和足球记叙最详）；民间各节日的过节盛况；汴梁和临安城中的详细布局；西湖名胜介绍；都市贸易情况；诸如此类，无法尽举。
    元人陶宗仪的《辍耕录》记载的元院本曲目和杂剧曲名、印章制度、制墨沿革、绘画裱画知识等等，是研究戏曲史、印篆史、墨史、画史的珍贵资料。
    明刘若愚的《酌中志》提供的明代宫廷内幕情况，为作者亲见亲闻亲历，有许多属“独家新闻”，研究明朝宫廷史者是绝对不能忽略这部笔记的。
    清顾联的《清嘉录》详细记载了江南地区从正月到十二月各个月的庆节情况风俗习惯等等，是研究民俗学的大好资料。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等也是这一类作品。
    例不赘列。
    可以说，在浩如烟海的笔记著作中，大部分的笔记都不同程度地提供了某些方面的有用史料。
    笔记，是中国史学、文学研究的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材料库，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利用它、开发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