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正史所本
    所谓“正史”，指历代的官修史书，主要指二十五史。
    一般地说，正史的材料来源，一是官方史官的记载，如“实录”、“起居注”等，这是比较系统而丰富的材料来源，但它有着很大的局限和缺陷。首先，这种记载是经过严格审查、认为无损于本朝统治阶级的利益，方才得以保留；凡是被认为将对本朝统治阶级有害的历史事实，比如最高统治者的荒淫残暴，封建朝廷的横征暴敛、农民起义给予封建王朝的重大打击等等，象这一类的史实，在官方的实录之类上是看不到真相的。所谓史官“秉笔直书”云云，其实是百不遇一的稀罕事，就算真的“直书”，也难以保存下来。而且官方的这类记载由于目标大，在古代十分频繁的战乱中很容易毁佚，中古之前尤其如此。官方记载的另一个缺陷是，它多是十分简略的粗线条的事实记载，缺乏生动翔实的细节。而写史书是不能简单地罗列几条干巴巴的事实就完事的。正史的第二个材料来源，是私人所撰的史书，这类材料不多，因为修史需要占有大量的原始素材，更需要修史者具有驾驭这些素材的本领和把握历史发展脉络的能力，能在这两方面兼而有之的人才，在古代可说是百年难遇。所以私家著述的历史著作数量不多，更少有观点客观、史实准确、材料丰富的佳作。它在正史的取材来源中占的比重不大。
    正史取材的第三个也是极重要的来源，就是笔记。
    大凡一朝一代的笔记，动辄数十百种（不少未能传留下来），数量之丰富，自不待言。笔记的作者，各阶层均有。他们多半出于个人所好随时记下见闻感触，与所记的人或事，多无直接利害冲突，一般均能出以客观态度，所以其事实多有翔实可靠者。笔记作者一般没有作书刻印以博名利的打算（古代亦缺乏这种客观条件），多是藏于家中传之子孙，所以他们对人对事少有顾忌，多能“秉笔直书”，留存事实。宋末著名的笔记作家周密在他的《齐东野语》一书自序中，曾借其父的训诫把笔记的重要史料作用阐述得很清楚：“余龆侍膝下，窃剽绪余，已有叙次。尝疑某事与世俗之言异，某事与国史之论异。他日，过庭质之，先子出曾大父、大父手泽数十大帙示之曰：‘某事然也。’又出外大父日录及诸老杂书示之曰：‘某事与若祖所记同，然也。其世俗之言殊，传{K1C302.JPG}也；国史之论异，私意也。小子识之！’又曰：‘定、哀多微词，有所辟也；牛、李有异议，有所党也。爱憎一衰，议论乃公。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而吾家乘不可删也。小子识之！’”正因为笔记的作者们不象官修史书（国史）那样有“私意”，“有所辟（避）”，“有所党”，对所记之人事无所爱憎，所以“议论乃公”，记载乃实。笔记藏于家中，“不可删也”，不象国史那样每逢朝代兴替、帝王易位就要重修一次，而每重修一次，其是非就要改变一次。由此，亦可见出笔记之史料价值的重要性了。历代修正史者从笔记中找材料，是有眼光有见地的做法。官修正史，往往是新朝撰修已灭亡的前朝之史，史官们顾忌甚少，当然希望尽可能多掌握素材，以使其著作生色。笔记受到修史者重视是很自然的。
    正史从笔记中取材寻本事的例子，俯拾皆是。这种取材，取其事实而在文字上另加熔铸者固为常见，而连笔记文字原文也照搬入史书（或作极少量的润饰）者，同样随处可遇。且看两例：
    （1）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晋书·刘伶传》：
    （伶）尝渴甚，求酒于其妻。其妻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酒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从之。伶跪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儿之言，慎不可听！”仍饮酒御肉，隗然复醉矣。
    （2）金刘因《归潜志》卷一：
    李翰林纯甫，字之纯，宏州襄阴人。祖安上，尝魁西京进士。父采仲文，卒于益都府治中。公幼颖悟异常儿，初为词赋学，后读《左氏春秋》，大爱之，遂更为经义学。踰冠擢高第，名声烨然。为文法庄周、左氏，故其词雄奇简古。后进宗之，文风由此一变。又喜谈兵，慨然有经世志。泰和南征，两上疏，策其胜负。
    《金史·李纯甫传》：
    李纯甫，字之纯，弘州襄阴人。祖安上，尝魁西京进士。父采，卒于益都府治中。纯甫幼颖悟异常，初业词赋，及读《左氏春秋》，大爱之，遂更为经义学。擢承安二年经义进士。为文法庄周、列御寇、左氏、战国策，后进多宗之。又喜谈兵，慨然有经世心。章宗南征，两上疏，策其胜负。
    稍加对比即可看出，《晋书》和《金史》两部正史中的所引文字，几乎全是原原本本地照抄《世说新语》及《归潜志》这两部笔记中的有关文字，不过在极少数地方作了一些可有可无的字词调整，以避不差一字照抄之嫌而已。而象这样的例子，如有必要，再举几十个是没有问题的。至于正史从笔记中撷取事实，在文字上略加变动，抄袭成分相对较少的事例，就更多得无法枚举了。举数则以见一般：《宋史·苏轼传》载苏轼于元祐七年为卤簿使，皇后与大长公主于哲宗祀南郊时乘犊车争道，不避仪仗，苏轼奏劾之。此事取自苏轼门人李鵉笔记《师友谈记》；《新唐书·娄师德传》载娄师德教其弟遇事忍耐，如有人唾面，应笑而受之，并候其自干，不可拭去以激人怒。此事取自唐刘{K1C303.JPG}笔记《隋唐嘉话》。又同书《郑虔传》载郑虞自写其诗与画合为一卷献给唐玄宗，玄宗书其卷末曰：“郑虔三绝”。此事出自唐李绰笔记《尚书故实》；《金史·哀宗纪》及同书《赵秉文传》、《王友传》等绝大部分事实均取自刘因《归潜志》，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