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史学建构于大量的史学笔记之上。这些史学笔记或名“随笔”或曰“记闻”、“杂录”、“札记”、“读书记”等等。有的以“论”、“评”、“考”、“辩”等字直接署题，也有以“载”、“编”、“史”等标于书题。这些都是著者根据某些历史材料，或正史、国史所载，或者自己钩沉、读书所得、零星断想等，把一些思想火花随手记述。于翔实考辨、罗列条证之际，去深思熟虑、议论纵横，从而阐发出对于社会历史变迁、政治得失、兴盛败亡、功过善恶等重大问题的看法和意见，形成正史体系之外的一种历史学。
    遗憾的是，人们在纠正前人视其为“小道”的错误倾向时，只是从资料方面给予重视，从中寻找史料，佐证史事，而鲜少从历史学本体意义上给予重视和探讨，更罕及其体系的研究与阐发。故不殚浅漏，就史学笔记提出“笔记史学”的命题，稍为论之。
    一、笔记史学的源流和范畴
    史学笔记是笔记史学的载体。笔记这种体裁产生很早，汉代已启其端绪，到了魏晋，为区别有韵之文和无韵之文，而将“残丛小说”式的故事集称为“笔记小说”，而把其他用散文体所写零星琐碎的笔记、杂录等统称为“笔记”。笔记体文献，一般可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小说故事类笔记，多为志怪、小说，偏重文学范畴；第二类是历史琐闻类笔记，始魏晋而迄于明清的野史、掌故、纂缉文献的杂录、丛谈等，习惯上多称这一类为野史。第三类是考据、辨证类笔记，包括魏晋至明清的读书随笔、札记等。这一类笔记大部分属于史学笔记，具有笔记史学的意义①。
    考辨类的笔记，两汉之前并未形成，到汉代方稍为出现。如班固的《白虎通义》、应劭的《风俗通义》，就是以考据辨证为主。《白虎通义》分题立论，如爵、号、五祀、社稷、礼乐等，诠释颇详，各具系统，让人们了解古代的政治制度，这和一般的经传注疏并不相同。《风俗通义》则分门别类地论述事物，或就事论人，品评人物，实有一种史学观念支配而成。但在当时仍是经学的附庸，到了唐、宋，这类笔记方由附庸而蔚为大观了。
    历史琐闻类笔记也有一部分属于本文所言“史学笔记”的范畴。这类笔记产生于先秦而完成于魏晋，其内容多记人事轶闻，并加进了自己的意见，去评价总结。在这个过程中，透露出作者的观念和认识。
    但是，从史学理论意义上讲，以上两类笔记在宋代以前还不是完整的“笔记史学”。它们只是重在记载历史琐闻，凡故老之传说，史乘所不传，以及耳闻目见，亲历之事等。从史料学意义上讲，或时见珍异，纠缪正史之处不少，但却都缺乏明显的史学意识的贯穿和支配，缺乏对社会历史的纵深审视和思考，从而也就没有正面，直接地回答社会历史或现实问题，流于繁芜杂乱，深度不够。周作人先生在谈到笔记时曾言：“普通笔记的内容总不出这几类：其一是卫道，无论谈道学或果报。其二是讲掌故，自朝政科名以至大官逸事。其三是谈艺，诗话与志异文物属之；其四是说自己的话。四者之中，这末一类最少最难得，他无论谈什么或谈得错不错，总有自己的见识与趣味，值得听他说一遍，与别三家的人云亦云迥不相同”②。这个分类极有见底，对我们区分一般笔记与笔记史学意义上的笔记也有借鉴参考之效。唐以前的大部分笔记和唐以后的一部分笔记即属周先生所讲的前三类，而构建笔记史学的笔记，则基本上都有第四类的特点。不过，具体确定哪一本笔记是笔记史学意义上的史学笔记，标准并不明显，需要史识以及耐心的鳞选之功。
    严格意义上完整形态的史学笔记，强为言之，则是自宋代大为光大，宋、元人便开始十分重视随笔体作学问著书的方法。他们在随笔、笔记史，评价记载史事、人物，从中回答和阐释社会历史问题，透视出自己的历史观，并力图解决历史与现实问题，把历史研究与现实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寓以深意。他们笔记著作中无论是考证、注释与议论，均有明确的史学观念支配。此法应首推宋代洪迈的《容斋随笔》。明代的致用学者顾炎武著成《日知录》，清代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更后来居上，这三家构成笔记史学的三个阶段，尤其赵氏之书，更把笔记史学推上封建时代的顶峰。此为中国古代笔记史学的大致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