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笔记史学的史学方法
    从体裁上看，笔记史学采用的皆是与正史迥异的随笔体，它不一定年月经纬、记事记人也没有纪传的模式，而是纵横千古，时古时今，重在使用典型材料表达自己的历史观、道德观等。前文已指出，这种体裁或称“笔记”、“随笔”、“札记”等，但都没有固定的写作模式和套路。开笔记史学端绪的洪迈说：“意之所之，随笔纪录，因其先后，无复诠次，故目之曰随笔”③。他按写作的先后，安排内容，并非内容没有逻辑次序。再如《宾退录》的作者赵与时序自己的书云：“余里居待次，宾客日相过，平生闻见所及，喜为客诵之。意之所至，宾退或笔于牍，阅日滋久，不觉盈轴”④。可见绝大部分的史学笔记是在有了一定知识积累之后，经过作者思考，“意之所至”，下笔成文。平时“搜悉异闻，考核经史，捃拾典故，值言之最者必札子，遇事之奇者必摘之”⑤。完全按照记录时的顺序，写成笔记史学性质的札记。有时候还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即“意到即就”。不失时机地捕捉思想的闪光点。洪迈《容斋随笔》中的许多篇什，如《欧率更贴》、《唐平蛮碑》等均属此。并且笔记中条文之间无逻辑内容上的关联。洪迈之后，宋末的大家王应麟，其《困学纪闻》考订史事者有六卷，属随笔史学的精品。清代考据大家阎若璩之子阎咏评说：“或问说部书最便观者，谁家第一？家大人曰：‘其宋尚书《困学纪闻》乎。’”⑥
    金元之后，札记、随笔之法成为一种治史方法，渐为学术界看重，笔记史学著作不断有上乘之作出现。明清学者更予以重视，就连当时一般读书之士，也往往随身带一簿子，预备随时记下见闻、心得，这成为一种风气，因而也成就了一批笔记史学名著，如明顾炎武的《日知录》，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足见随笔法于史学研究之功效。梁启超论及乾嘉学术曾云：“大批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署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焉。盖清学祖顾炎武，而炎武精神传于后者在其《日知录》。其自述曰：‘所著《日知录》三十卷，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又曰：‘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觅，仅得十余条，……’其成之难而视之重也如此。”梁氏又论：“推原札记之性质，本非著书，不过储书之资料，然清儒最戒轻率著书，非得有极满意之资料，不肯辄为定本，故往往有终其身在预备资料中者。又当时第一流学者著书，恒不欲有一字余于已所心得之外”。可以说，随笔体裁对于乾嘉学术走向顶峰功不可没。洪迈开创之初，只是意之所至，随即笔录而已。清人赵翼序其《廿二史札记》亦云：“惟历代史书，……爰取为日课，有所得辄札记别纸，积久甚多”。与洪迈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笔记史学的随笔体裁，取其无固定模式之便。作者易于根据老材料、新材料有所发明，倾注自己见解，且可以容纳驳杂的内容，范围广泛，利于作体用之学。它既保存许多可贵的经过筛选的材料，有历史、文学、文化价值，给人们以多方面的知识，而且最重要的是记叙随意，少有拘束，常常写得生动活泼，饶有趣味，益人神智，使人思考，予人启发。作者的学识、见识、观念等也常常从不经意处或看似细小的问题上表现了出来。洪迈的《容斋随笔》被誉为南宋说部之首，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亦卓然立于史学著作之林，倍受学人赏识，不可不谓是随笔体裁之效。
    笔记史学在史学意义上的显著特点，即建立于考证之上的议论。笔记作者“意之即到”，发一通发自心底的见解。所谓随感，即有所议论，这一点极为重要。但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议论并非空发，而是建立在考证详实的基础之上。洪迈言：“作议论文字，须考引事实无差忒，乃可传信后世”⑦。这代表了笔记史学作者的共同倾向。他批评苏轼的《二疏图赞》不顾史实，虽立意高远，文若悬河，但终因史实不确，损及立论。又如他谈到自三代至宋，秦、隋二朝最为人痛骂的原因，作了两千字的考证，得出自己的看法：“自三代讫于五季，为天下君而得罪于民，为万世所麾斥者，莫若秦与隋，岂二氏之恶浮于桀、纣哉？盖秦之后即为汉，隋之后即为唐，皆享国长久。一时议论之臣，指引前世，必首及之，信而有征，是以其事暴白于方来，弥远弥彰而不可盖也”⑧。中国传统观念是成者王侯败者贼，皆力贬前代，颂扬本朝，洪迈的这个议论确有一定道理。顾炎武亦为笔记史学大家，其《日知录》中论宋代风俗之变，能联系赵宋王朝衰亡，亦有关键的材料作论据。
    笔记史学意义上的史学笔记，考证缘为议论而设，议论是其最见长者。如洪迈《容斋随笔》未及全部完就，前几卷已传入皇宫，宋孝宗称其“煞有好议论”。元人评其：“参订品藻，议论雌黄，或加以辨证，或系以讚繇，天下事为，寓以正理，殆将毕载！”⑨近人更赞其：“考据精确，议论高简，读书作文之法尽于是”⑩。至于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议论之文更多。其议事发论，亦无不从考史而得。如卷二十六的“岁币”条，考证了宋朝对金、辽、夏的岁币数额，从而痛斥了宋朝的软弱。又，此书卷二十五“宋恩荫之滥”条，考证宋朝官员的特权之后，论云：“荫子固朝廷惠下之典，然未有如宋代之滥者，……由是观之，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官，大者并可及于门客医士，可谓滥矣”。又云：“朝廷待臣下固宜优恤，乃至如此猥滥，非惟开幸进之门，亦徒耗无穷之费，竭民力以养冗官，岂国家长计哉！”这样的历史研究，一针见血，议论也掷地有声。
    总的说来，笔记史学寓以论于考证的治史方法，是一种切实有效的方法，也是一种超迈前代的创新。魏晋隋唐的考辨类笔记，尚未使用此法，没有这种以“议论”为主的意识，只是从宋代开始才大倡其风。梁启超论云：
    大抵考证之业，宋儒始引其绪，刘攽、洪迈辈之书稍有可观。至清而大盛，其最著者如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之《廿二史札记》（11）。
    此论甚确。然洪迈、赵翼辈的考证，属于一种新型的考证，是历史研究的归纳法，应该和王鸣盛、钱大昕的“考证”不属一途。王鸣盛曾言：
    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了如指掌，而或亦法、或亦戒，待人之自择焉可耳。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由考其事迹之实，年经事纬，部居州次，记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所诸天下之公论焉可矣”（12）。
    这是一种“客观”的考证态度，不要史学家的主体认识，否认史学家在认识上的主体功能，同笔记史学的先考证后议论的寓议论于考证、考证为议论服务的方法是截然不同的。
    随笔、笔记史学的方法属历史研究的归纳法。所谓属辞比事，把许多关键材料、事实，连属起来，比较研究，使一些零碎看来无价值无大意义的材料，一属一比，产生新的价值，得到新的看法，再加以作者画龙点睛的议论，更有一番新意。这是笔记史学方法论上的长处，也有一种科学精神存于其中。梁启超论到这种方法曾讲：“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觑见某点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第二步，即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较研究的成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由此观之，则札记实为治此学者所最必要。”由此他认为顾炎武、赵翼等明清学者的这种治学方法，“实是一种困知勉行工夫，其所以能绵密深入而有创获者，颇恃此。而今亡矣！”（13）
    笔记史学的这种精神，是顺洪迈、顾炎武、赵翼一路发展下来的。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渐已运用，至赵翼而其技益精益熟，从史学根底及治史见识上，也有发展和宏扬。顾炎武的《日知录》也被誉为精品，“象篝灯底下纤纤女手亲织出来的布”。其作品每卷前后照应，共明一义，剪裁组织，煞费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