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笔记史学的宏观史学意识
    从笔记史学的内容看，它们不论是谈论史事，摘引材料，或是考证辨别、驳论矫正，都透露出作者关注的是社会现象、历史变迁、国家命运，从而努力去探讨和阐释这些宏观问题，承担起作为史家的社会责任。这一切构成了笔记史学与一般的笔记、作品的迥异之处，成为笔记史学最耀眼的一个特色。
    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最重视的就是历代的政治，对于政治得失成败，他不厌其烦，不惜重墨，考之证之论之。如关于战国七雄的成败，他就认为秦国得山川之险、凭地利之便，有善用兵之将，这固是一方面的原因，而六国“皆本于好兵贪地”，不能团结，互相争伐，其日趋衰亡，亦“自有以致之”（14）。再者，当时七国虎争天下，莫不罗致人才，而六国所用宰相，“皆其宗族及国人，”不能开放地吸收四方人才，也不能放手大胆地使用，秦国除了放心大胆地吸收搜罗各国人才之外，尚“皆委国而听之不疑。”所以，洪迈进一步认为，秦之所以统一其它六个国家，“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诸人之力也”（15）。这个分析基本上是深刻而全面的。再如他论及曹操、袁绍，认为曹虽“奸雄”，但能“并谋兼智”，“士卒为之乐于卖命，袁绍则不听智士谋臣之言，故“失国丧师”（16）。这也是确当之论。尤其，洪迈在他的书中，论及政治得失，特别重视施政者用人的得失，是否重视人才，能否收民心，“将相安危所系，可不鉴哉！”（17）指出政治成败与用人得失关系颇大，所谓曹操“无敌于建安之时，非幸也！”，说明他并不相信天命论（18）。洪迈也注重典章制度演革，注意到它们的发展变化，往往在历史的联系中，考察其变化原因。如对于冗官问题，《容斋三笔》卷七就提到“冗滥除官”，《四笔》卷十一的“张骜讥武后滥官”条又作考察和讨论，最后又于《四笔》中论到“今日冗官”。对于历史沧桑及北宋败亡的惨痛巨变，他也于著作中试图作出解释，尽管有时他感叹“盛衰不可常”（19），时运捉弄人，感叹“废兴成败不可得而知”，透露出对历史变迁，世事沧桑的渺茫，但仍去努力探究。怀着对社会、对政治、对历史研究的关切去作学问，这是一般的笔记作者所不能望尘的。刘咸炘在论及包括洪迈在内的宋人时言其通病是：“其治史则重议论而轻考索。于史迹则重朝代之兴亡，而忽风俗之变迁”（20）。其实，此殊非公论。注重宏观思考，正是笔记史学内容上的一个优点。
    顾炎武的《日知录》，更是一部在内容上注重宏观思考的著作，其书于典章制度风俗，多论列得失，探究细微，分析独到，从而获得对历史的正确认识。
    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在这方面更把笔记史学推向顶峰。他于书首谈了著作初衷：“至古今风会之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说明该书重点在讨论“治乱兴衰之源”、“古今风会之变。”即要完成“身虽不仕，而其言或可有用者”（21）。考证类比，只是达到作者目的的手段和凭籍。所以作者在书中，对于自秦到明近二千年的历史，每代之后均罗列史中故实，进行比较归纳，以研究历代兴衰之因，这同当时纯考证作学问的学者如钱大昕、王鸣盛比较起来，远为高明。前人多以三者并列，也把三者的著作相提并论，实际上是抹煞了笔记史学与一般笔记的界限。近人梁启超有论：
    三书（按指赵翼《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形式相类。内容却不尽相同，同者一部分。钱书最详于校勘文字，……王书亦间校释文句，然所重在典章故实。……，赵书每史先叙其著述沿革。评其得失，时亦校勘其抵牾，而大半论“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但彼与三苏派之帖括式史论截然不同。彼不喜专论一人之贤否，一事之是非，惟捉住一时代之特别重要问题。……王书对于头绪纷乱之事迹及制度，为吾侪绝好之顾问，赵书能教吾侪以抽象的观察史迹之法。陋儒或以少谈考据而轻赵书，殊不知竹汀（钱大昕字）为赵书作序，固极推许，谓为“儒者有体用之学也”（22）。
    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史学的代表，已经注意到了笔记史学与一般的考证、考辨的本质区别。赵翼明确的宏观治史主旨、意向，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史家强烈的社会意识，如他论及唐史，共提到唐代宦官之祸、中官出使及兼军之弊、唐节度使之祸、方镇骄兵等，几乎概括了有唐一代所有的政治弊端。又如其论宋，列岁币、和议、西夏番盐、宋效祀之费，宋制禄之厚、宋祠禄之制、宋恩荫之滥、宋恩赏之厚、宋冗官冗费、宋取民无艺、宋军律之驰、宋科场处分之轻等二十来条，正好论证了两宋所有的社会、民族问题，使读者对两宋之所以均亡于少数民族政权之手，有深一层的认识。在读这类笔记史学著作时，我们往往会发觉比读正史、读鸿篇巨制的其它史学著作，更能激发思考，更深一层去感受、认识社会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