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蕺山南学与夏峰北学

http://www.newdu.com 2017-08-27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陈祖武 参加讨论

明清之际的学术界,有两个很重要的学术群体,一个是江南以刘宗周为宗师的蕺山南学,另一个是河北以孙奇逢为宗师的夏峰北学。这两个学派与稍后的二曲关学鼎足而立,同主顺治及康熙间学术坛坫风会。因而雍正、乾隆间史家全祖望论清初学术,遂将蕺山传人黄宗羲与孙奇逢、李颙并举,而有“三大儒”之目。至于晚近学术界以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为清初三大儒,则时移势易,视角各别,未可同日而语。以下,拟就蕺山南学与夏峰北学之间的关系试做一些梳理,旨在据以从一个侧面窥见明清间学术演进的脉络。
    一、孙夏峰笔下的刘蕺山
    明末清初的近一百年间,是中国古史中一个激剧动荡的时代。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也是一个孕育卓越历史人物的时代。刘蕺山和孙夏峰,就都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杰出学术大师。他们以各自的学术实践,不惟开一方风气先路,而且影响所及,终清一代而不绝。
    刘蕺山名宗周,字起东,号念台,学者以其居于蕺山麓而尊为蕺山先生。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生于明万历六年(1576),卒于清顺治二年(1645),得年68岁。孙夏峰名奇逢,字启泰,号钟元,晚号岁寒老人,学者以其晚年所居而尊为夏峰先生。河北容城人。生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卒于清康熙十四年(1675),得年92岁。刘蕺山长孙夏峰6岁,两位是同一辈人。惟蕺山于明亡后绝食而逝,夏峰则离乡背井,依然在世30余年。尽管蕺山生前,夏峰未得一睹丰彩,但正是在蕺山故世后的30余年间,随着夏峰与南北学者的过从日久,尤其是同蕺山学诸传人的数度往还,于是在他的笔下,高山仰止,追随恐后,则多见蕺山学行踪影。
    孙夏峰笔下的刘蕺山,忧国忧民,志节耿然。明亡,东宫讲官刘理顺、兵部主事金铉身殉社稷,金铉即名在蕺山弟子之列。孙夏峰为文纪念刘、金二烈士,皆论及刘蕺山。所撰《刘文烈遗集序》云,天启间,刘理顺“与刘公宗周、金公铉、吴公甘来,缌缌为斯道斯民忧”(注: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4,《刘文烈遗集序》。)。而《金忠节公传》亦称:“刘宗周为少司空,尝就铉论学,与陈龙正、史可法、朱之冯道德经济,互相劝勉。”(注: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8,《金忠节公传》。)对于刘蕺山的以身殉国,孙夏峰备极推崇。顺治十二年六月,他将刘宗周与方孝孺、高攀龙、鹿善继、黄道周等五人学行汇为一编,题为《五人传忠录》。夏峰于卷首有云:“刘念台叙明理学,引方正学为首,非谓其为读书种子乎?倪献汝叙历代理学,以黄幼玄为终,亦谓其忠孝至性,百折不回,真伟男子也。”(注:孙奇逢:《孙征君文稿三种》之二,《五忠录引》。)同样的话,还见于夏峰为黄道周的《麟书抄》所撰序。他说:“刘念台先生序明理学,以正学为首。倪献汝序《理学宗传》,以石斋为终。……刘、倪二公,正谓其节之奇,死之烈,忠到足色,方于理学无憾耳。”(注: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4,《黄石斋麟书抄序》。)
    根据以上所引述的材料可见,在孙夏峰看来,刘蕺山不惟以忠烈名垂史册,而且也是卓然成家的理学大师。于是在孙夏峰历时30年而精心结撰的《理学宗传》中,刘蕺山便以“理学而以节死”的大家著录。当《理学宗传》尚在结撰之时,顺治十六年十月,孙夏峰曾将书中评述诸家学术语辑为《诸儒评》存之箧中。其中之《刘念台》一目有云: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公谱微过、隐过、显过、大过、丛过、成过,条列分明,随事随念,默默省察。有犯此六科者,凛然上帝临汝,诛锄不贷。久久过自消除,而本心不放。此方是存之之君子,而免为去之之庶民。微乎!危乎!可不慎诸!(注:孙奇逢:《孙征君文稿三种》之三,《诸儒评》。)
    据考,蕺山之论立身,有《人谱》之作,时在明崇祯七年甲戌秋八月。《人谱》之《续编三》为《纪过格》,所记诸过,依次为微过、隐过、显过、大过、丛过、成过。夏峰之评语依据,显然即由此而来。
    由对刘蕺山志节的敬仰,引为同志,进而服膺其学说,以致潜移默化,不期而然,接受蕺山学术主张,走上合会朱王学术的道路。在孙夏峰的笔下,此一线萦若隐若现,依稀可辨。
    康熙初,孙夏峰应河南内黄知县张沐邀,前往该县讲学,撰有《题内黄摘要后》一文。文中写道:“我辈今日谈学,不必极深研几,拔新领异。但求知过而改,便是孔颜真血脉。”(注: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5,《题内黄摘要后》。 )一如《诸儒评》之依刘蕺山《人谱》立论,此一书后语,亦当沿《人谱》而出。蕺山学说,初由主敬入手,中年则以慎独为宗旨,晚年合诚意、慎独为一,卓然领袖一方。所撰《读大学》有云:“《大学》之道,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慎独而已矣。”又说:“夫道一而已矣,学亦一而已矣。《大学》之道,慎独而已矣;《中庸》之道,慎独而已矣;《语》、《孟》、《六经》之道,慎独而已矣。慎独而天下之能事毕矣。”(注:刘宗周:《刘子全书》卷25,《读大学》。)孙夏峰之所论,如出一辙。始而曰:“刘念台曰,三十年胡乱走,而今始知道不远人。”(注:孙奇逢:《孙征君文稿三种》之一,《与友人论道书》。)继之云:“圣学只在诚意,诚意只在慎独。”最终归而为一,倡言:“慎独是一统的功夫,千圣万贤,总只是这一件事。无内外,无精粗,无大小,一以贯之。”(注:以上引文分见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7,《答陈子石》;卷2,《语录》。)
    刘蕺山论陆、王学术传衍,归咎于杨简、王畿,他说:“象山不差,差于慈湖;阳明不差,差于龙溪。”(注:刘宗周:《刘子全书》卷13,《会录》。)又说:“阳明不幸而有龙溪,犹之象山不幸而有慈湖,皆斯文之厄也。”(注:同上书卷19,《答韩参夫》。)孙夏峰于此亦然,据云:“慈湖正以传象山,龙溪正以传阳明,而无声无臭,无善无恶,夫岂谬于师说?而虚无之教,食色之性,又未尝不借口焉。堂邑所谓传象山者失象山,传阳明者失阳明。甚矣,言之不可不慎也。”(注:孙奇逢:《夏峰先生集补遗》卷上,《答问》。)惟其如此,康熙初,《理学宗传》定稿付梓,孙夏峰特于卷末辟出“补遗”一类,杨简、王畿皆在此一类中。至于何以将杨、王之与程、朱、陆、王别编,夏峰于此解释说:“补遗诸子皆贤,乌忍外?尝思墨子固当世之贤大夫也,曾推与孔子并,何尝无父?盖为著《兼爱》一篇,其流弊必至于无父,故孟子昌言辟之。愚敢于补遗诸公效此忠告。”(注:孙奇逢:《理学宗传》卷首,《义例》。)
    夏峰之学,早年由朱子学起步。中年受同乡学长鹿善继影响,朝夕潜心《传习录》,成为阳明学笃信者。晚而钦仰刘蕺山学行,遂以修正王学,合朱、王于一堂为归宿。他为蕺山弟子金铉所写的小传称:“吾乡理学而忠节者,公与鹿伯顺也。鹿之学近陆、王,公之学守程,朱。”(注: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8,《金忠节公传》。 )以追随鹿伯顺而笃信阳明学者,竟去表彰学守程朱的蕺山弟子,一则可见孙夏峰非拘守门户之人,再则亦不啻表明他对刘蕺山师弟修正王学的认同。所以孙夏峰超然于门户之上,指出:“文成之良知,紫阳之格物,原非有异。”(注:孙奇逢:《四书近指》卷1,《大学之道章》。)又说:“两贤之大旨固未尝不合也。”他认为:“陆、王乃紫阳之益友忠臣,有相成而无相悖。”进而主张合朱、王于一堂,倡言:
    我辈今日要真实为紫阳,为阳明,非求之紫阳、阳明也。各从自心、自性上打起全副精神,随各人之时势身分,做得满足无遗憾,方无愧紫阳与阳明。(注: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7, 《复魏莲陆》。)
    这与刘蕺山的如下主张恐非偶然巧合,蕺山有云:
    后之君子有志于道者,盍为之先去其胜心浮气,而一一取衷于圣人之言,久之必有自得其在我者。又何朱、陆、杨、王之足云?(注:刘宗周:《刘子全书》卷21,《张含宇先生遗稿序》。)
    刘、孙之所云,实是同调共鸣,后先呼应。
    如果说在孙夏峰结撰《理学宗传》的过程中,他对刘蕺山学说的了解尚未深入,那么当康熙六年该书刊刻蒇事之后,迄于十四年逝世,引为同志,倾心推许,蕺山学说对孙夏峰的影响,则非同一般。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在孙夏峰的《日谱》中,多所反映,弥足珍贵。
    康熙七年九月初九日,孙夏峰读刘蕺山《学言》,有札记一则。他说:
    读刘子《学言》,有《示韩参夫》云:“力划浮夸之习,深培真一之心。”又曰:“从闻见上体验,即从不闻不见消归;从思虑中研审,即向何思何虑究竟。庶几慎独之学。”参夫,宛平布衣也,严守程、朱。予以弱冠后即与之友,甲戌年(明崇祯七年--引者),同在武城署中,住三月余。游学江南,渠曾与高忠宪游,归而向予言之甚详。此在乙丙之前。后从念台游,则未及闻也。音问久绝,定作古人矣。读刘子语,晃见故人于字里行间。
    一周之后,夏峰又记下了读蕺山《圣学宗要》的无限欣喜。他写道:
    予之刻《宗传》也,妄肊以濂溪为孔子之闻知,以姚江为濂溪之闻知。此一时之偶见如此。忽友人寄刘子《圣学宗传》(传字误,当作“要”--引者),其言曰:“周子其再生之仲尼乎?明道不让颜子,横渠、紫阳亦曾、思之亚,而阳明见力直追孟子。自有天地以来,前有五子,后有五子,斯道可为不孤。”读之一快。公先得我耶?我先得公耶?抑南北海此心此理有同然耳。
    翌年二月初六日,夏峰就读蕺山文致信弟子汤斌,再度称道蕺山“先得我心”。信中有云:
    刘念台之言曰:“三十年胡乱走,而今始知道不远人。”念台集中多快语。至“周子其再生之仲尼乎?阳明见力直追孟子。自有天地以来,前有五子,后有五子,斯道可为不孤。”《宗传》一编,妄意以濂溪为孔子之闻知,以姚江为濂溪之闻知,不谓念台先得我心之同然耳。近读杨虞城集,皆真实做工夫人,不可少也。
    事隔十日,同样的心境见于《复梁以道》中。夏峰说:“刘念台之言曰:‘三十年胡乱走,而今始知道不远人。’刘、杨两先生,其宗旨正与我辈相符,恨不即握手一详言之。”
    康熙十二年,孙夏峰已届90高龄。是年八月廿六日,他就理气、心性的关系,在《日谱》中留下札记一则。据云:
    理气之说,纷纭不一。有谓理生气。有谓理为气之理者,有谓有是气方有是理者。迩刘念台云,理即是气之理,断然不在气先,不在气外。知此,则知道心即人心之本心,义理之性亦即气质之本性。一切纷纭之说,可以尽扫矣。
    以刘蕺山的主张为依归,而尽扫数百年诸家纷纭聚讼,倾心推许,从善如流,抑或可称孙夏峰晚年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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