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理学宗传》到《明儒学案》
    学术交流，总是互为影响，相得益彰。清初，通过南北学者间的往还，在蕺山南学北传的过程中，夏峰北学亦同时南传。前述倪元瓒、姜希辙之引孙奇逢为同调而共鸣，相继分遣族子和亲子远道跋涉，追随夏峰，即是一有力证明。此外，孙夏峰代表著述《理学宗传》的南传，则是另一个富有说服力的佐证。考察此一著述的南传过程，对于把握夏峰北学予蕺山后学的影响，抑或更有意义。
    一如前述，《理学宗传》尚在结撰过程中，其初稿即已陆续南传。顺治七年，高鐈携师稿南下，送请倪元瓒、余增远评笺，应为夏峰北学南传之发轫。顺治十二年，孙夏峰修订《宗传》旧稿，从中辑出《七子》，将目录、评语分别录送倪元瓒、姜希辙审正，则属北学南传所迈出的坚实一步。康熙六年，《理学宗传》定稿刊行，随后远播浙东，成为黄宗羲《明儒学案》的先导。此一阶段，当可视为夏峰北学南传的完成时期。
    从《理学宗传》到《明儒学案》，其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前哲时贤于此，罕见董理。1983年，笔者曾以《孙夏峰与黄梨洲》为题，在《清史研究通讯》撰短文一篇提出讨论。之后，又相继在拙作《清初学术思辨录》和《中国学案史》中加以重申。借此机会，谨再略做一些梳理。
    《理学宗传》刊刻蒇事，是否及时寄送倪元瓒、姜希辙，文献无徵，已难知晓。然而时隔六年之后，该书即已送达刘宗周高第弟子黄宗羲之手，则是有文献依据的。据黄炳垕辑《遗献梨洲公年谱》卷下康熙十二年六十四岁条记：“太夫人八十寿辰，孙徵君夏峰先生（原注：奇逢，时年九十矣。）寄到《理学宗传》一部，并寿诗一章。”这就是说，至迟于康熙十二年，《理学宗传》已传至浙东。又据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卷57《孙夏峰学案》记：“所著大者有《理学宗传》，特表周元公、程纯公、程正公、张明公、邵康节、朱文公、陆文安、薛文清、王文成、罗文恭、顾端文十一子为宗，以嗣孟子。之后诸儒，别为考以次之。可谓别出手眼者矣。岁癸丑，作诗寄羲，勉以蕺山薪传，读而愧之。时年九十矣，又二年卒。”该书于案主小传后，且辑有《岁寒集》中论学语录十八条。可见此时不惟《理学宗传》刊本南传，而且孙夏峰诗文集亦已为黄梨洲读到。
    康熙十二年，《理学宗传》和《岁寒集》的得以南传，功臣当为孙夏峰弟子许三礼。三礼字典三，号酉山，河南安阳人。顺治十八年进士。后候选在家，历有年所，直到康熙十二年，始赴京谒选，得授浙江海宁知县。行文至此，请允许笔者就《清史稿》卷256 《许三礼本传》的疏失做两点必要说明。
    据徐文驹撰《安阳许公三礼墓志铭》载，三礼赴京谒选，时当康熙癸丑，即十二年。而《史稿》本传不载谒选之年，于“顺治十八年进士”之后，即接以“授浙江海宁知县”。由此，遂酿成传主始任海宁知县为顺治十八年的失实。此其一。其二，据《康熙起居注》载，许三礼以海宁知县行取入京，授福建道御史，时当康熙二十年七月。而《史稿》本传由于漏载传主始任海宁知县时间，故于“在县八年，声誉甚美”之后，为弥缝缺失，自圆其说，竟将三礼行取入京，授福建道御史的年分误植为康熙八年。这样的失误，显然是应当澄清的。
    据孙夏峰《日谱》记，康熙十二年，许三礼赴海宁任前，曾于是年十月二十四日拜谒夏峰，多所请益。《理学宗传》、《岁寒集》及贺黄氏母寿诗等，当系此时交三礼携往浙东。三礼抵海宁任，建书院以振兴学术，作育人才。自康熙十五起，聘黄宗羲主持书院讲席，迄于二十年离任，历时达五年之久。正是在此期间，黄梨洲呼应孙夏峰，结撰《明儒学案》以作同调之鸣。
    学如积薪，后来居上。取《明儒学案》与《理学宗传》并观，无论是史料的翔实，体例的严整，还是对不同学派渊源传承的梳理，《学案》皆胜过《宗传》。然而，始为工者难，继成之者易，这亦是情理中事。惟其如此，尽管在《明儒学案》卷首《发凡》中，黄梨洲对《理学宗传》颇有微辞，评为：“钟元杂收，不复甄别，其批注所及，未必得其要领，而其闻见，亦犹之海门（周汝登，撰有《圣学宗传》--引者）也。”但是，宗羲亦在书中辟出专节，表彰孙夏峰学行，赞许《理学宗传》“别出手眼”。以往，论者每每取梨洲《发凡》语，而不及其夏峰学案语，故而忽略了从《理学宗传》到《明儒学案》之间，存在一个后先相承的关系。
    其实《明儒学案》之与《理学宗传》，不惟因同属学案体史籍而体例略同，而且由于著者学术宗尚的相近而立意亦类似。一言以蔽之，皆旨在为阳明学争正统。所以，孙夏峰把由周敦颐经朱熹到王阳明，视为宋明理学的必然发展过程，断言：“接周子之统者，非姚江其谁与归？”（注：孙奇逢：《理学宗传》卷首，《自叙》。）而黄梨洲亦以阳明学为明代理学大宗，宣称：“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注：黄宗羲：《明儒学案》卷10，《姚江学案》。）所不同者，只是二书起止时间范围各异。《理学宗传》通古为史，《明儒学案》则断代成书。通古为史而仅26卷，断代成书而竟达62卷，详略悬殊，不言而喻。
    康熙二十年七月，孙夏峰高足汤斌，以翰林院侍讲出任浙江乡试主考官。黄宗羲闻讯，遣子百家专程赶往杭州，以所辑《蕺山学案》和《蕺山先生文录》送请撰序。乡试结束，汤潜庵于返京途中，致书黄梨洲。信中写道：“承命作《蕺山学案序》，自顾疏陋，何能为役？然私淑之久，不敢固辞。目下匆匆起行，不敢率尔命笔。舟中无事，勉拟一稿请教，得附名简末，遂数十年景仰之私，为幸多矣。”（注：汤斌：《汤子遗书》卷5，《答黄太冲》。）翌年，潜庵再由京中致书黄梨洲，据云：
    去岁承乏贵乡，未得一瞻光霁。幸与长公晤对，沉思静气，具见家学有本，为之一慰。《蕺山先生文录》承命作序，某学识疏陋，何能仰测高深？……某生也晚，私淑之诚，积有岁年，但识既污下，笔复庸俗，不能称述万一。惟望芟其芜秽，正其讹谬，不至大有乖误，受赐多矣。……《文录》、《学案》，何时可公海内？早惠后学，幸甚幸甚。（注：同上书卷5，《与黄太冲书》。）
    由汤潜庵之致黄梨洲二书，可见孙、汤师弟之于刘蕺山学行，一脉相承的景仰。孙夏峰既以刘蕺山为“先得我心”，汤潜庵秉其遗教，亦以蕺山私淑为荣幸。蕺山学术对夏峰北学的影响，已然两代不衰。
    康熙二十四年，黄梨洲北游苏州，汤潜庵时在江苏巡抚任上，神交有年，终得握手。据梨洲事后追记，潜庵曾同他议及《明儒学案》，认为“《学案》宗旨杂越，苟善读之，未始非一贯也。”（注：黄宗羲：《南雷文定四集》卷1，《明儒学案序》。）至此， 清初南北学派间的两世交流，终以汤斌为《蕺山学案》和《蕺山先生文录》撰序，以及汤斌、黄宗羲二人会晤苏州，《明儒学案》得潜庵首肯，写下了令人击节叹尝的一页。至于其后北学传人李恕谷南游浙东，师从蕺山后学毛西河问古乐学，时过境迁，学风丕变，已未可同日而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