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蕺山学北传的重要途径
    一如前述，在刘蕺山生前，孙夏峰并未能有机会当面请益。用夏峰自己的话来说，只是“余从弱冠时，知向慕公。后王念尼从公游，公亦知有余也”（注：孙奇逢：《理学宗传》卷25，《刘宗周》。）而已。加以时值明末，兵慌马乱，已非从容论学之时，因之而大大地妨碍了蕺山学术的北传。而据蕺山弟子恽日初云：“先师为明季二大儒之一，顾自《人谱》外，海内竟不知先生有何著述。”（注：恽日初：《致董无休书》，载《刘子全书》卷首，董玚：《刘子全书抄述》。）这就是说，迄于康熙初叶，刘蕺山著述刊行于世者，不过《人谱》一种而已。惟其如此，康熙二十年前后，蕺山弟子始接踵而起，表彰师说。先是恽日初辑《刘子节要》，继之为黄宗羲撰《蕺山学案》，最后则是董玚重订《蕺山先生年谱》，编纂《刘子全书》。然而蕺山后学的所有这些努力，多在孙夏峰身后。既然如此，那么蕺山学术之于何时、通过何种渠道北传而影响孙夏峰，就成一值得探讨的问题。就目前所能读到的文献来看，顺治七年，夏峰弟子高鐈的南游会稽，当是一次开凿渠道的重要举措。
    高鐈，字荐馨，河北清苑人。明季诸生。善书法，喜为诗。顺治三年，师从孙夏峰。三年，夏峰家园被满洲贵族圈占，含恨南徙新安（今河北安新）。六年冬，复因新安时局不靖，再度举家南迁。夏峰本拟渡黄河，越长江，直去浙东，以完先前同故友茅元仪所订儿女婚事。一则年事已高，不堪旅途劳顿，再则十数口千里跋涉，亦非易事。于是抵达河南辉县苏门山后，被迫改变初衷，侨居下来。夏峰南徙，高鐈始终相伴而行，所以孙夏峰90岁时撰《怀友诗》，于高鐈有句云：“垂老轻去乡，荐馨共旅食。”这应是孙、高师弟间此一段经历的真实写照。
    据孙夏峰《日谱》记，高鐈南游会稽，始于顺治七年春夏间，至十二年春北返，历时近五年之久。高鐈何以要远游会稽，且一去就是五年？个中详情迄未得明，但是有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即受老师之命，携结撰中的《理学宗传》初稿，前往浙东请益。关于这一点，孙夏峰在《理学宗传》卷首《自叙》中，说得很清楚。他说：
    此编已三易，坐卧其中，出入与偕者，逾三十年矣。……初订于渥城，自董江都而后五十余人，以世次为叙。后至苏门，益二十余人。后高子携之会稽，倪、余二君复增所未备者，今亦十五年矣。
    渥城即新安，据汤斌辑《孙征君年谱》载，《理学宗传》在渥城初订，时当顺治四年，参预其事者为夏峰弟子高鐈、王之征、陈鋐及谱主第三子博雅。顺治七年夏初，夏峰师弟一行抵达苏门山，再理旧稿，旋即由高鐈携往会稽。
    顺治十三年春，高鐈北归。此次远游，无论带着何种目的，亦无论其目的是否悉数实现，然而仅就南北学术交流而言，高鐈此行，足以称做满载而归。
    首先，高鐈圆满地完成了其师托付的使命。在同浙东学者的数年交往中，他不仅宣传了夏峰学说，为《理学宗传》初稿觅得了知音，而且通过频繁的书信，亦使孙夏峰得以了解蕺山学术及其传人的大致状况。其次，沿着高鐈的足迹，夏峰弟子马尔楹偕夏峰次子孙奏雅，于顺治八年夏秋间亦抵达浙东，从而拓宽了南北学术交流的通道。再次，通过高鐈、孙奏雅、马尔楹等人的努力，蕺山诸后学及时而准确地把蕺山学说及其代表著述，直接传递给了孙夏峰，在清初南北学术的此次重要往还中，如果说高鐈创辟榛芜，建树了开拓之功，那么在这条通道上孜孜以求，最终完成蕺山学北传历史使命的，则无疑应是蕺山诸后学。其中功绩最为卓著者，当首推倪元瓒。
    倪元瓒，字献汝，浙江上虞人。其兄元璐，字玉汝，号鸿宝，崇祯间官至户部尚书，明亡，以身殉国，志节耿然。倪元璐少刘宗周15岁，于蕺山学术备极推崇。据蕺山子刘汋辑《刘子年谱录遗》记：
    先生当党祸杜门，倪鸿宝以翰编归里，三谒先生，不见。复致书曰：“先生至清绝尘，大刚制物，动以孔孟之至贵，而为贲诸荆卞之所难。璐心服之，诚于七十子之于夫子也。”每于士大夫推尊不啻口，言及必曰刘先生云何。先是越之衿士无不信先生为真儒，而缙绅未尝不讪笑之。独鸿宝号于众曰：“刘念台今之朱元晦也。”于是始有信之而愿学者。自此，祁公彪佳、施公邦曜、章公正宸、熊公汝霖、何公弘仁，争以蓍蔡奉先生。
    以刘蕺山比孔子，而自居于孔门七十子诸贤，倪鸿宝对蕺山学行之心悦诚服，无以复加。元瓒为元璐弟，受其兄影响，亦当在服膺蕺山学术诸后学之列。
    高鐈南游，结识倪元瓒，将《理学宗传》初稿送请审订，实是托付得人。顺治十二年春，高鐈、孙奏雅北归，带回元瓒书札及其对《理学宗传》的评笺。孙夏峰喜得志同道合良友，于当年三月二十一日欣然复书倪献汝。信中写道：
    仆燕右腐儒，衰迟漂泊，自鼎革以来，家于山岑水湄者若而年。自谓喘息余年，不填壑沟，尚欲策励耄耋，图报称穹苍于万一。年来求友于四方，而真实斯道者寥寥。荐馨南游，得良友为快。奏儿归，持手教，殊慰数年仰企。令兄先生以忠魂领袖一代，先生复以镛铎振教东南，真所谓凤翔天外，鹤唳云中。当剥床蔑贞，独存硕果，响往实甚。暨读序笺《宗传》，儒释防维，佩教良多。此书原甲申寓水乡时成之，未及订正。迩复有《七子》一编，其中有欲请益者，路遥不能就正。念台先生所选，未得一卒业，想自有定见。若水寤寐有年，此心此理，应不以南北海隔耳。（注：孙奇逢：《日谱》卷6，《寄倪献汝》。）
    虽然今日我们已无从读到倪元瓒的来书，但是从孙夏峰的回信中可见，正是元瓒来信，把刘蕺山留有董理宋明理学遗著的消息，告诉了孙夏峰。所以，夏峰闻讯才会说“念台先生所选，未得一卒业。”
    据《刘蕺山先生年谱》记，蕺山生前董理宋明理学，留有著述凡四种。一是《方逊志先生正学录》，成于天启四年；二是《皇明道统录》，成于天启七年；三是《圣学宗要》，成于崇祯七年；四是《阳明先生传信录》，成于崇祯十一年。刘蕺山认为，方孝孺“早师宋潜溪，接考亭正传，国朝理学当以公为首”（注：刘汋等：《蕺山先生年谱》卷上，天启四年四十七岁条。），故而于方氏学行，多所表彰。结合稍后孙夏峰辑《五人传忠录》及所撰诸文考察，则此处之言“念台先生所选”，当指表彰方氏学行之著述。惟其如此，夏峰于我们先前所引述的《五忠录引》和《黄石斋麟书抄序》中，才会一再重申：“刘念台叙明理学，引方正学为首。”
    之后，孙夏峰与倪献汝书札往复，历有年所。顺治十二年十一月，献汝遣族子前来苏门山问学。翌年，夏峰再度致书献汝，据云：
    《宗传》一书，迩在订正，于评笺中服足下大中至正之教，灯照来兹。其波澜一柱……（下缺--引者）。留附姜二滨转至，未审达否？近读黄石斋先生《大涤函书》，学不依经，语属开山，方正学之后一人。诗文中皈依君家昆仲，读至此段应求，不可向他人道也。（注：孙奇逢：《日谱》卷8，《寄倪献汝》。）
    夏峰此信，取黄石斋与方正学后先辉映，实足见蕺山学术北传之初对孙夏峰的深刻影响。
    在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夏峰信中提到的姜二滨，如同倪元瓒一样，也是此时将蕺山学术北传的重要功臣。
    姜二滨，名希辙，号定庵，浙江余姚人。希辙为蕺山弟子，在蕺山诸后学中，若论同孙夏峰的交往，他应是开启先路的人。顺治九年，姜二滨由浙江温州教谕改任直隶元城知县。抵任之后，即拜谒过孙夏峰。十二年，二滨又修书请益，于是夏峰答书云：
    前接光霁，极蒙延款。最是人所棘手时，独能脱然行所无事，该是元公、明道一流人。恨相隔远，山中筒寄未便。不谓学道君子，虚怀益甚，于悲天悯人之际，益切事贤友仁之思。仆即衰朽，何敢负此下问？
    就是在这封信中，孙夏峰向姜二滨通报了倪献汝评笺《理学宗传》的消息，也谈到了新近辑录《七子》的情况，还随信过录有关资料请教。夏峰说：
    仆生长北方，见囿一隅，少而有志，老无所成。年来与二三同人辑有《诸儒语录》一编，偶同人携之会稽，得倪献汝评定阐发，匡我不逮。继而念“宗传”二字，宁严勿滥，颜渊死而孔子之道不传，曾子外余不得与。又于众多人中，标《七子》另为一选。俱无刻本，路远不便寄去，各家之书俱在，谨录其姓名暨所评请教。（注：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7，《答姜二滨》。）
    由于刘蕺山遗著的迟迟不得结集刊行，因而清初蕺山学术的北传，进展甚缓。迄于顺治十六年，传至孙夏峰处的蕺山著述，仅是《人谱》一种而已。所以，一如前述，他在当年所撰《诸儒评》中，评蕺山学术只及《人谱》改过诸节。这样一个局面沿续近十年，直到康熙六年，《理学宗传》定稿刊行，始得局部改善。这便是《学言》、《圣学宗要》、《古易抄义》诸书继《人谱》之后，为孙夏峰列入刘蕺山主要著述目录。同时，《学言》、《古易抄义》中精要语，夏峰亦摘出十三条，录入《理学宗传》中。其后数年，孙夏峰不断消化蕺山学术，进而融为我有，在弟子后学间倾心表彰。蕺山学术的北传，进入了一个健实的发展阶段。康熙十二年五月，姜二滨遣其子尧千里问学，师从孙夏峰，并寄来刘蕺山遗著数种暨《易说》。至此，就对夏峰北学的影响而言，蕺山学的北传遂告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