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是世界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她经历了同世界考古学大致相似的发展阶段，即从以研究古代遗物为主的古器物学发展为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再发展到以全面复原古代人类社会历史为目标的现代考古学。每一个阶段的理论、方法在许多方面是相似或相通的，但中国考古学毕竟还有自己的特点。
    中国的古器物学出现得很早，大约在一千年以前的北宋便已初具规模了，这便是后人所称的金石学。金石学研究的古物虽然种类繁多，但以有铭文的商周青铜器和秦汉以来的石刻为主，藉以考订史实或补充历史记载之不足，跟历史学的关系似乎比欧洲16世纪兴起的古器物学还要密切一些。
    一般认为，中国的近代考古学是从1921年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等处的发掘才开始的，比欧洲整整晚了半个世纪以上。正如欧洲的史前考古学起初是由地质学家开展的一样，中国的史前考古学首先也是由地质学家开展起来的。当初的地质调查所不仅负责调查和发掘了仰韶村等一大批新石器时代遗址，并且从1927年起组织了对北京周口店洞穴等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发现了十分丰富的北京猿人化石、一大批石器和动物化石，还有长期用火的痕迹等，成为当时世界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一件大事。由于一开始就有不少知名的外国学者与中国同行共同工作，其中涉及到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等许多学科，可以说在中外合作和多学科合作方面都获得了成功，从而初步奠定了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基础，并且很快就能够同世界范围的史前考古研究接轨。
    1928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了以李济为首的考古组，随即组织了对河南省安阳市北部殷墟的发掘，前后持续10年之久。其规模之大和收获之丰富，在世界考古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这次发掘发现了一座商代晚期的都城和一个完整的王陵区，获得了大量的实物资料和甲骨刻辞等文字资料，把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与此同时还调查和发掘了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确立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殷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这不仅为中原地区的考古年代学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也为殷文化的来源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工作锻炼成长起来了一代考古学家，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田野考古方法和制度，对中国考古学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近代考古学虽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因起步较晚，而且是在西方考古学已然成熟的时候才传入的，所以没有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理论和方法。如果说多少还有一些自己的特点，那便是对传统金石学和古文字学成果的继承与发展，这特别表现在对殷墟甲骨卜辞和殷周铜器铭文的研究方面。正因为如此，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学传统一直是非常清楚的。
    二次大战后，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考古学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所以治考古学史的人，总是把1950年或1960年作为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一条界线。新时期考古学的特点似乎可以概括为两条，一是更加明确以全面复原古代人类社会历史为目标，二是多学科的交叉和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过去往往把东西方的考古学看成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体系，其实并不尽然。二者除哲学基础有所不同外，毕竟还有考古学自身的一般性特点，包括学科目标以及为达此目标所建立的理论和方法等，而后者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就考古学的目标而言，50年代以前虽然也是研究古代历史的，但因受到方法和技术手段的限制，实际上主要是进行考古学文化的特征、起源、分期、发展阶段和相互关系等所谓文化史的研究，而且描述多于解释。这种情况最容易引起青年人的不满。早在30年代，苏联的一批青年学者就批评传统考古学研究是单纯器物观，批评类型学方法是用生物学观点解释历史，要求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论取代当时流行的传播论等等。总之，他们要求用新的观点和方法全面地研究古代人类社会的历史，应该说是符合考古学的目标和发展方向的。但是他们对考古学了解太少了，批评显然是过头了，以至于后来很容易受到历史学中的波克罗夫斯基学派和语言学中的马尔学派那一类庸俗的机械唯物论的影响。直到50年代比较彻底地清算了那些错误思想，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才逐渐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苏联考古学派。这个学派主张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部门，主张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通过对实物遗存的研究以恢复人类历史的过去。在研究方法上强调与民族学资料的结合和自然科学技术的利用。虽然后来这个学派内部又分成了许多派别，总体目标和发展方向还是没有多大改变。在西方，英国的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很早就提出考古学应把研究人和人类社会作为主要的目标，为此他曾作过许多努力，提出过象新石器时代革命和城市革命一类的精辟见解。美国的瓦特·泰勒等人也对传统考古学不能很好地复原人类社会的历史提出过批评。到60年代之初，首先由芝加哥大学的一批青年人发难，提出要建立一种与传统考古学大不相同的所谓新考古学。按照路易斯·宾福的说法，新考古学的目标应该跟人类学一样，“是试图说明和阐释整个时空内的人类生存之物质及文化上的异同现象”，实际上也是要复原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新考古学广泛利用系统论、生态学和环境考古等许多相关学科的方法。尽管这个学派一产生就受到许多方面的批评，它的内部也进行过许多争论和反思，但不可否认它是西方考古学发展中的重要转变。它同苏联考古学派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时期的考古学称为现代考古学。我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40多年来考古学的发展尽管有不少曲折和起伏，有一个时期甚至处于与国外考古界相对隔离的状态。但从基本目标、研究方法和发展趋势来看，仍然没有完全离开世界考古学发展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