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近代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马克思主义史学从确立、发展到走向成熟的转变，这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主要轨迹。
    传统史学在本世纪受到批判，这是史学进步的表现；同时，传统史学中的优秀遗产与优良传统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真实记录，而且是当代史学进行新的创造的借鉴。
    成就与特点
    主持人：再过700多天，人类就要跨入一个新的世纪。 在即将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类创造了无比灿烂的文明。中国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以其卓越的成就，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社会科学方面，中国历史学以其不平凡的经历，走过了这一段路程。总结与开拓，作为世纪之交中国史学面临的双重任务，已经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近年来发表的有关著述表明，在这方面已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新年伊始，本刊邀请几位专家学者来讨论这个话题。
    戴逸：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经历了一个变革创新的世纪、兴旺丰收的世纪，确实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本世纪初期，中国历史学完成了由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过渡，名家辈出，著述如林，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形成。近100年间，成就之大，收获之丰， 是以前各个世纪所未曾达到过的。其成就与特点，概括地说，有这样几点：第一，进化史观风行。自从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社会进化学说风靡全中国，历史学家们奉之为圭臬。进化史观的风行，使近代历史研究面貌为之一新，与传统史学明显地区别开来。各派历史学家包括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陈垣、陈寅恪、胡适、钱穆、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尽管在许多问题上观点分歧，但全都认同于进化史观，这是20世纪历史学的一大成就与特点。第二，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运用于历史研究，这是本世纪历史学的伟大成就。唯物史观超越了进化史观，认为历史是客观过程，且有规律可循。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因素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而政治、军事、文化、地理等诸因素均对历史发展有重要影响。唯物史观，既区别于唯心史观--把英雄人物或思想、政治、文化视为历史的决定因素，又不同于机械唯物史观--单纯以经济因素解释历史的发展。20世纪出现了大批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的历史学家。新中国成立以后，唯物史观更在历史学界确立了主导地位。第三，理性精神的发扬。20世纪历史学尊重理性精神，认为历史可以用人的心智来认知、分析、论证、阐明。历史研究要实事求是，重视实证，无征不信；要依靠理性的推导、逻辑的证明、归纳的方法，而不是靠比附、臆想、感悟、信仰，不是靠超自然力量和蒙昧主义的认识方法。这种理性主义精神在乾嘉史学中已开其端，在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中得到进一步发扬。第四，开放历史观的确立。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自古以来与世界其他文明体系相对隔离。近代以来，中国被卷进了世界历史的漩涡。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使先进的中国人向外学习有了可能。西方的著作、观点、方法大量地介绍到中国来。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抛弃了传统的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狭隘封闭的历史观，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整体中加以考察，对中外的历史和文化进行比较、分析，形成了比较全面的开放的历史观。第五，研究内容的拓展和丰富。以往的历史学以政治史、军事史为其主要研究内容。20世纪的历史学，开辟了多方面的研究领域，内容更加广泛，视野更加开阔，重视经济史、民族史、外交史、文化史、科技史、社会史等许多方面的研究。第六，爱国主义传统的发扬。中国历史学具有爱国主义的传统。到20世纪，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断加剧，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历史学家们怀着爱国救亡的思想与激情，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作了具体而详尽的记述与研究。他们歌颂可歌可泣的反侵略斗争，赞美那些有卓越贡献的民族英雄，提倡爱国爱乡、自立自尊的精神，鞭挞对外投降、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为鼓舞人民投身于反帝斗争和国家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主持人：在我国的历史科学中，世界史研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就这方面的研究情况详细介绍一下？
    马克垚：我国世界史研究的成就早已有人作过专门论述，这里，我只谈谈中外历史研究的结合所取得的成绩。20世纪初，我国史学也开始注意到要研究外国的历史，梁启超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即提出研究中国历史要了解世界上其他部分之文化、民族与我之接触及相互影响。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49年，我国基本上没有世界史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学习马克思主义成为风尚。与此同时，世界史的研究也逐步开展起来。但世界史研究取得显著成果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界和外面的交流日益增多。国外用其他的理论和方法写成的中国历史的研究著作也有不少介绍到国内来。这使中国史的学者受到冲击，不少学者提出从世界史的角度看中国史，也提出建立世界史体系不能没有中国史的观点。于是，中国史和世界史这两个姊妹学科有了比较深入的交流，产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而在经济史研究方面成果甚多。国外研究经济史的一些流派及其学说，不断被史学家所熟悉，并在中国经济史或外国经济史的研究中加以说明、批判或应用。在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上，也取得许多成绩。诸如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民主的城邦制，是否有如罗马那样的奴隶制，是否有西欧式的独立的中古城市，如何认识中国中古时代农民的生产效率，中国和西欧中古时期的政治结构有何不同等等。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提出的重要问题，就是要改变过去单纯由西欧的史实得出的定义、概念、模式等，考虑从真正世界史的角度建立新的定义、概念和模式，以重写世界史。关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研究，这本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题目。由于它的现实性，也吸引我国不少史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共同研究，有了多学科协作的好势头。世界史的现代化研究者已提出了一套宏观理论，并阶段性地划分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关于亚非拉美各国的现代化过程，写出了不少有关的著作。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则提出三大矛盾（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前现代生产方式的矛盾，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现代工商文明和以儒学为核心的东方农耕文明的矛盾）交织、四大趋势（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互动作为观察的新视角，指出其现代化的历程是君主制下的改良型现代化，共和制下的保守型资本主义现代化，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现在所进行的创造性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史学工作者的现代化研究则多为对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各方面问题的具体研究，但可喜的是其中有些研究也进入了世界史研究范围，进行比较研究，如中国、日本、泰国的比较，中国、印度的比较等。这一各学科联合交流的趋势值得我们重视，希望它能结出更为丰硕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