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程与趋势
    主持人：通过两位先生的介绍，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中国历史学的成就，而这个成就的取得是非常不容易的。人们知道，从世纪初到建国前的半个世纪中，中国主权被列强践踏，造成政治黑暗，经济凋敝，战事频仍，在这样的条件下从事学术研究是十分艰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情况有了根本性变化，但也走过一段不平坦的道路。纵观20世纪，中国历史学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又显现出怎样的趋势呢？
    肖黎：当我们回首20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道路时，见仁见智，有的以一个个打着各种印记的思潮，展示其复杂多变的路径；有的以几代学人执着的追求和丰硕的成果，表现其探索进取的步履；有的以中西之学一次次撞击和回响，反映其艰难坎坷的历程，这都不无道理。我想以三次重大转变来勾画20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轨迹。第一次是从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我国是一个有着治史传统的国度，其历史之久远，遗产之丰富，令世界震惊。然而，当历史即将进入20世纪的大门时，古老的中国面临着从未有过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与此同时，传统史学在理论、方法、学风等诸方面也都存在着种种弊端。时代呼唤着新的史学。在社会面临重大变革之际，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学人，学习和借鉴外国史学的积极成果，反省和批判传统史学。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旗手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1901年）和《新史学》（1902年）等著作中，猛烈地抨击了传统史学。章太炎在《訄书》中提出，新史学要做到“熔冶真理”，即反映历史进化的规律。他们的历史贡献在于，以近代的学术观念为“新史学”（近代史学）提出了全面构想，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口号和建设“新史学”的主张，从而揭橥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然而，深入反映我国近代史学成就的是王国维、陈寅恪、陈垣、傅斯年、顾颉刚等一批新的历史考据学者。他们所以能够取得显赫的学术成就，是因为较好地处理中西之学的关系。王国维认为：“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精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静安文集·奏定经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因此，他们一方面继承乾嘉学派无征不信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运用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在许多中国历史专题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时至今日，他们的研究成果及研究方法仍然影响着史学界。第二次是近代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这次转变时间跨度较大，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产生，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交叉及论战，直到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及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同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紧密相关的。李大钊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是中国第一部以唯物史观撰写的史学理论著作。郭沫若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撰写的一部全新的中国古代历史著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奠基之作。此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同中国的革命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涌现出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及其一批有影响的力作。尽管马克思主义史学受到各种力量的排挤和打击，但它却代表着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方向和主流。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确立了主导地位，中国历史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研究成果之多，史学队伍之大，是有目共睹的。第三次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一枝独秀向百花齐放的转变。中国历史学的每一次质的飞跃都同时代的要求紧密相连，特别是同思想解放有直接的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中国历史学得到迅猛发展。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与运用上，自觉地摆脱以前的偏颇，借助于更多更新的方法，拓宽研究领域，大大提高研究水平，新著新论不断问世，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史学工作者脱颖而出。
    苏双碧：我想就马克思主义史学问题再谈一点认识。在梁启超、胡适等人提倡“新史学”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年代也悄然兴起。最早用唯物史观来分析研究历史的是李大钊。在李大钊之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出版，开创了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的先导。其后，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拓前进，在宣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史学方面，做出许多成绩。但是，这支力量在新中国成立前，仍然是处于新生、发展着的，人数和成果都远不如传统史学那样多。不过，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通过自身的实践，证明他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历史是行之有效的。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的《秦汉史》等等都以崭新的面目出现。但这些史学家，当时是在艰难的环境中从事历史研究的。由于受到资料和环境的限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曾经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土壤的西方文明不可能有更多的涉猎，这自然影响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熟悉和理解。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了国家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对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的改造就成为必然的了。历史学界的绝大多数成员，深感有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努力接受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历史的必要。他们如饥似渴地研读经典著作，这对提高史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起了重要的作用。当然，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教训，那是另一个方面的问题。
    于沛：我想就“新时期的史学”说一点想法。“新时期的史学”首先表现在对理论问题的高度重视。无论是中外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还是对中外史学自身发展中所提出的理论问题，都引起了广大史学工作者关注。大家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对其认识和分析，不仅提高了科学研究的水平，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在实践中受到锻炼。其次，历史研究的视野不断扩大，突破了因“左”倾思潮而多年被禁锢的所谓“禁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得到切实贯彻。再次，一批高水平的科学成果陆续问世，令世人瞩目，特别是一些成果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填补了多年的研究空白，具有重大的开拓意义。最后，学术交流空前活跃。国内学者之间、中外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都是前所未有的。一批朝气蓬勃的青年学者迅速成长，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注入新鲜血液，充满无限生机和希望。
    瞿林东：关于近百年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我以为，从宏观方面来看，特别是从史学自身发展过程中内在本质来看，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要趋势是：从传统史学在已经开始走向近代化的途程中，进一步向“新史学”和新历史考证学的过渡；当“新史学”和新历史考证学兴起之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产生，并在三四十年代获得重大成就，从而在发展方向上渐居主导地位；新中国的成立，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大地上得到了广泛传播，这是中国史学发展上最伟大的事件；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和政治上的“左”倾思潮，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的过程中潜伏着危机，而“文革”十年则把这一危机从潜在的形式变成了公开的形式，史学违背了大多数史学家的意志而陷入极大的误区，以致于“儒法斗争史”和“批儒评法”得以泛滥成灾；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思想路线确立之时，便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拨乱反正、重振雄风之日，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史学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的春天。这一总的发展趋势，揭示出如下一些规律：第一，中国史学从传统走向近代，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却是一个不可遏止的趋势。第二，百年史学的种种进步，归根结蒂，历史观的进步是最显著的进步。从近代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两个阶段都是中国史学上具有根本性质的变革，而后者则使历史学走上了科学发展的道路。第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道路，但它总是要前进的。只要真正坚持对于唯物史观真谛的探索，马克思主义史学就能够克服任何曲折而不断为自己开辟深入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