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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上)(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7 《光明日报》 马宝珠/于沛/马克 参加讨论

批判与继承
    主持人:20世纪中国史学是中国史学长河中的一个阶段,又是20世纪世界史学的一个部分。因此,当我们讨论20世纪中国史学的时候,就时空而言,必然存在着怎样看待它同中国传统史学以及同20世纪外国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两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现在可以作出一些什么样的概括性的认识呢?
    瞿林东:在20世纪初年的梁启超看来,中国古代史学毫无可取之处。到了20年代,梁启超撰《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看法上有很大的改变,但其早年关于“史界革命”之主张的一些认识,仍有广泛的影响。大凡说到二十四史,便同帝王将相的“家谱”联系起来。可以认为,在20世纪的前30年,传统史学基本上处于被排斥、被批判的地位。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传统史学被简单地称作是封建主义史学,其地位仍是被批判的角色。有的学者起而讨论史学遗产的重要,越发显得珍贵。文化大革命中,传统史学无疑是在“横扫”之列。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到来,人们有可能清醒地来对待传统史学了,而史学界又掀起了“史学危机”的轩然大波,本世纪很少受到重视的传统史学被认为是早已“过时”的陈年老账。认真分析起来,传统史学真正开始受到较多人的关注,大概也只是最近七八年的事情。回顾百年中传统史学的历史命运,从全局来看,有两点认识是应当明确的。第一,在本世纪史学发生巨大变革的过程中,传统史学受到了严峻的批判,是史学进步的表现,因而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第二,由于人们对传统史学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估计不足,对传统史学在近现代史学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估计不足,因而大大削弱了对传统史学本身的研究,进而也就削弱了对当代史学之民族形式的研究和追求,削弱了对历史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理论研究,以及史学遗产在历史教育中之重要性的研究。当然,新时期开始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前人研究的若干片断成果的基础上,对传统史学的研究确实取得了值得注意的成果。概括这些成果的内涵,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1、传统史学反映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事实。2、传统史学在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方面,保存了丰富的思想资料。3、 浩繁的中国史学遗产,蕴含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4、 多彩多姿的传统史书体裁和文字表述的美学意境,对当代历史编纂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启迪。5、 中国历史记载与史书编著的连续性发展,是中国文明连续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苏双碧: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是新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共同任务。但是否定传统史学只是史学方法论变革的一种需要,破除传统史学方法论目的是为了建立新的更加科学的史学方法论,并不是对传统史学的客观评价。传统史学中的优秀遗产与优良传统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真实记录,而且是当代史学进行新的创造的借鉴,当给予应有的肯定。归纳起来有这样几方面:1、据事直书。 这是正直史学家所共同遵从的优良传统,也是指史家对待史实的态度。正直的史学家,以史实为准,只要史料可靠,就据实写史。司马迁《史记》被称为“实录”,刘知几主张“肆情奋笔,无所阿容。”可见,直书是我国古代史家的优良传统;在历代史家中,有许多人为捍卫历史著作的真实性作出过贡献。当然,在中国史学上,曲笔作史也是存在的,但它终归要受到揭露和批评,它不是史学发展的主流。2、史料考证。 史料考异是据事直书的一种辅助方法。对此刘知几作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铝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写史需要史料丰富和史料真实,这是撰写历史的基础。但由于阶级利益相关或不同爱好使然,史料记载总会有所偏颇,或记忆有所不同。对待不同的史料,严肃的史学家或采取存疑的办法,或采取考异,对诸家说法进行排比,然后择善而从。传统史学中,大部分史家都兼有考证之功。史料考异是保证历史撰述的手段,是“良史”的标准之一。3、史书体例。在传统史学中, 史书的体例是十分重要的。刘知几曾经说过:“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书无例,则是非莫准。”最早的史书体例是《春秋》、《左传》这样的编年体,而《史记》则是一部开创性的纪传体通史。郑樵的《通志》、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进一步丰富了通史体例。体例的变革是史学发展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各种体例的出现都对历史研究起了推动的作用,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目前一些重要史著,大多沿袭编年体和纪传体的写法。总之,封建社会的史学方法,曾经有过它自身辉煌的历史。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丰富的史著,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况且,不论是据史直书、史料考证,还是史书体例,都还有许多合理成分,值得我们批判继承。当然,传统史学中也有糟粕,也有落后的东西。所以,批判传统史学中不合理的地方,也是当代中国史学的任务之一。在中国,当资产阶级新史学兴起,以及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出现并发展起来时,就必然要破除传统史学方法,揭露传统史学的弊端,以便为新的史学方法开路,从而使零碎的、个别的历史研究变成探寻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方法,这种揭露批判是为了史学在新的社会形态下的发展。应当看到,传统史学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根基,直至今日,还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梁启超、胡适等人批判传统史学的目的是在于建立资产阶级新史学;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则是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体系,并不是为了从根本上否定传统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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