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石器时代
    近二十年来，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出版了由苏秉琦主编，严文明、张忠培等执笔的《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主要研究成果还有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5））、 安志敏《略论三十年来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考古》1979（5））、 石兴邦《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及其有关问题》（《亚洲文明论丛》第一辑）、佟柱臣《中国新石器文化三个地带论》（《史前研究》1985（2）），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文物》1987（3））等。其中苏秉琦倡导的区系类型研究理论，对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影响最大，具有指导意义。
    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数量还相当少，仅有华北的河北徐水南庄头、北京怀柔转年，华南的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湖南道县玉蟾岩、广西桂林庙岩、甑皮岩下层和邕宁顶蛳山下层等地，其年代距今万年以上至9000年左右。其中，仙人洞遗址发现了在年代与文化内涵上相衔接的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证据，玉蟾岩遗址发现了野生稻向栽培稻演化的古栽培稻谷壳，对其研究的进展将确立中国是世界上水稻作物最早栽培区的地位。
    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遗存。有分布于河南和冀南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分布于渭水流域及汉水上游地区的老官台（大地湾）文化，分布于黄河下游地区的后李文化，分布于两湖平原地区的彭头山文化及其后继者皂市下层文化，分布于杭州湾地区的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存，分布于燕山地带和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新乐文化，等等。这时期的聚落已初具规模并处于基本固定的居住状态。如在内蒙古敖汉旗兴隆全面揭露出一座有环壕圈围的村落址，内有半地穴房屋近百座；在湖南澧县八十档遗址则发现了壕沟与墙形堆土护围的村落址及地面建筑址；在河南新郑裴李岗、郏县水泉、舞阳贾湖等地全面揭露了当时的墓地，墓葬数量达百余座至300余座。当时栽培的农作物有稻、 粟、黍、油菜等。其中在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有许多储蓄粟粒的仓穴，在南方的八十档遗址发现了数以万粒的古栽培稻，位于中原地区的贾湖遗址亦发现了古栽培稻。饲养的家畜有鸡、狗、猪、牛、羊等。手工业方面的突出成就是发现了彩陶、白陶、玉器、竹木器的精心制作品。另外，贾湖墓葬出有利用骨管制作的笛形乐器和契刻有符号的龟甲，水泉遗址出有男根崇拜象征物的陶祖。
    对距今6000年前后的社会形态的考察，主要集中在研究基础较好的黄河流域。一方面是对当时的聚落址或墓地进行全面揭露，如河南邓州八里岗揭露出条形成排的房址，山东兖州王因揭露出近千座墓葬的墓地。另一方面是详细地分析聚落址或墓地的布局，并引进人口学研究的方法，动态地考察经全面揭露的聚落址或墓地所体现的当时社会组织结构问题，如对陕西临潼姜寨聚落址房屋布局的分析，提出了姜寨聚落址是由5个氏族组成的胞族聚居地，其人口约有450～600人； 对发掘资料较为科学而全面的华县元君庙墓地的研究，认识到当时社会活动的基层单位是由5～8个小型家族组成的一种两级制的社会组织，其人口约不少于55 ～100人；对姜寨广场墓地的研究，还识别出当时的另一种社会组织结构，即三级制社会组织，其人口约不少于180至200人。
    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为题，近二十年来，相继发现了一大批距今四、五千年，文化层次较高的重要遗存。如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殿堂式”建筑址；辽西红山文化的“坛、庙、冢”与玉器；太湖地区良渚文化中心聚落址上的大型建筑址，以及环中心聚落址分布、随葬品非常丰富的祭坛墓地；河南郑州西山、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山东章丘城子崖、邹平丁公、阳谷景阳岗、四川新津宝墩、郫县古城、湖北天门石家河、湖南澧县城头山等近30座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晚期阶段的城址；山西襄汾陶寺和山东临朐朱封等初具“王气”的大墓；以及这个时期的青铜冶铸品，精美的玉器、漆器、成套的礼器、文字等；不断地修正着学术界对这时期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水平的认识。1983年，夏鼐提出在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探索中国文明要素的起源和发展，例如青铜冶铸技术、文字的发明和改进、城市和国家的起源等，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指明了方向。1986年，苏秉琦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概念，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赋予探讨距今四、五千年间中国社会形态与特征的内容。九十年代以来，不少学者还探讨具有中国特点的文明要素，如礼器所代表的礼仪制度。现在可以看出，中国文明时代的一些基本要素或标志，在距今四、五千年的“龙山时代”已经出现，有力地表明“龙山时代”正经历着中国文明社会诞生之前的社会大动荡时期，中国历史时期的那种以中原为主体的文化格局，大概是在这时期形成的。
    三、夏商周时期
    近二十年来，在夏文化探索与早商文化研究、商代西周和东周列国的都城及其主要遗址和墓地的发掘、边区青铜文化的研究、商周时期的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研究等方面，都取得很大的成绩。
    夏文化探索主要是对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进一步发掘与对二里头文化的研究，与对河南龙山文化的分类与分期研究，对登封王成岗、晋南襄汾陶寺遗址的重点发掘论证等。其中在二里头遗址发现有可能为宗庙址的二号大型建筑址及建筑址后部的大墓、年代早至二里头一期的大型建筑址线索、延续约300年之久面积近万平方米的铸铜遗址、 随葬品丰富并含朱砂的墓葬等；这些发现进一步确立了二里头遗址为王都的性质，建立了二里头文化的分期。发表了《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二里头陶器集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等重要资料。同时还对夏文化的辩认和夏商文化分界展开了重点探讨，形成了多种看法。其中邹衡力主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安金槐和郑光认为二里头文化早期直接承袭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二者均属夏文化范畴，王城岗遗址可能是“禹都阳城”、二里头遗址盛期可能为汤都“西亳”；赵芝荃则认为二里头遗址的二、三期，可能与太康和桀所都斟寻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