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兽、人、鬼”（注：《兽、人、鬼》是闻一多在一二·一运动之后评论当时的人对此不同态度的一篇短文。）的分化、组合
    1944年五四纪念座谈会的召开，是联大政治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国民党不但没能阻止学生开会纪念已经不是青年节的五四，而且纪念晚会也没有如姚从吾所希望的那样，以学术讨论为限。姚从吾认为，师生经过一阵“发泄”，“人心能由此安定下去”。但以后的发展，则与他的预测相反，学生的活动非但无法控制，而且得到一些教授的支持。是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 Henry Wallace） 访问昆明，联大教授罗隆基、潘光旦、闻一多、张奚若等人，应邀与华莱士座谈。他们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措辞十分激烈。以至有传言说，闻一多等人已经被教育部解聘。7月，联大、云大举行纪念七七事变座谈会，教授们又对政府提出许多批评。云大校长熊庆来力图控制局面，说了几句提倡学术研究的话，被闻一多抢白了回去。（注：闻黎明：《闻一多传》，第228-231页。）8月，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邱清泉，邀请联大、云大教授座谈。在会上，不但闻一多等激进人士对国民党在战场上的失利提出质问，连国民党籍教授陈雪屏等人也对军队中的腐败现象提出批评。在这样的形势下，联大国民党的党务和团务工作困难重重；三青团正是在这一年的学生自治会改选中，失去了控制。陈雪屏、姚从吾等人在给朱家骅的汇报中承认，1944年以来，工作愈益艰难。姚从吾在10月底的一封信中写道：联大情形，已经“一触即发，非常不稳”。（注：朱家骅档案，宗号95，册号1。“一触即发，非常不稳”的字句，出自姚从吾1944年10月25日给朱家骅的信，见朱家骅档案，宗号130，册号2。）的确，到了年底，昆明举行集会，纪念护国起义，会上群情激昂，喊出“反对独裁、拥护共和”的口号，集会之后，昆明学生继1942年“倒孔运动”游行之后，第二次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
    那么，国民党是否有什么新的对策呢？看来没有。1945年3月22日姚从吾再度致信朱家骅，汇报党务工作。他的建议还是，吸收有名望的中间人士入党，而且要提拔他们为中央委员。他写道：“我与诸友商量，大家都认为：先生应与戴先生（戴季陶--引者注），促成名流党员为中委的办法，效用有三：1.邻之薄、我之厚也。中立的名流党员多一人，即某方少一人。2.一般舆论多认为，党已相当腐化，应网罗名流，以新中外耳目。3.先生为中研院院长，党与学者、教育家、实业家接近，自大有功也大有利”。（注：朱家骅档案，宗号356，册号2。重点号原文就有。）这些建议继续了国民党在昆明学术界的一贯做法，可是舆论认为，“党已相当腐化”，因此要继续吸收教授入党，想来更加不易。
    虽然姚从吾看到，国共之间的较量已经发展到学术界了（当时中共南方局的确派了华岗到昆明），但其实在教授中间，他们的政治态度并没有仅仅在国共两党之间选择，而是复杂多样。以闻一多为例，国民党已经把他与共产党视为一体，因为他与激进的学生站在了一起。不过闻一多的急剧变化，并不能代表多数教授的立场。闻一多在1944年7月，写了《八教授颂》，其讽刺的对象之一，是那些专门在口头上批评政府的教授，也即他的老同学罗隆基、潘光旦等人。据他的另一同学梁实秋回忆，闻一多在战前，就对罗隆基与政府相对立的立场，感到反感，认为罗只是为了沽名钓誉，“逆取”干禄。（注：梁实秋：《谈闻一多》，第104页。）而闻一多本人在邱清泉召开的座谈会上，语惊四座，提出口头讨论无用，在“非常时期要用非常的手段来干”！（注：有人甚至回忆道，闻一多提出的非常手段，也即革命。见闻黎明：《闻一多传》，第238页。又见Israel, Lianda, p.349.自那时以后，闻一多的言论，都是号召诉诸行动，反对空谈。）因此闻一多在1944年9月被邀加入民盟的时候，闭门不出，思考再三，长达一周，显然他对是否与罗隆基等人“同流合污”，还十分犹豫。（注：史靖、王康：《闻一多的道路》，第107页。）
    教授的政治立场开始趋向一致，是在战后，以1945年一二·一运动的爆发为标志，其特点是从原来学潮“同情的旁观者”，转到“同情的支持者”，而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些姚从吾想依赖的名流学者、国民党籍的教授。对于一二·一运动，如本文开始所说，现有的论述都倾向将之视为中共运动、组织的产物，其实当时中共在昆明虽有地下活动，但其外围组织--中共民主青年同盟（民青）1945年年初才刚成立。据王汉斌回忆，中共党员之间，是“单线联系、没有成立支部。直到‘一二·一’运动后，才成立支部”。（注：一二·一运动史编写组编：《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下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77页。）比较活跃、与政府相对的组织，是罗隆基、潘光旦、吴晗、闻一多等人为代表的民盟。罗隆基在民青成立之初，还想领导它，由于闻一多的反对才作罢（闻一多的反对，亦可见他并不完全赞同罗隆基）。（注：见楚图南：《抗战期间云南的民盟工作和民主运动》，收入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南》，重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0页。）易言之，教授已成了批评政府的主角。
    1945年抗战胜利之初，大多数教授都希望和平赶快到来，但对国际国内局势的急剧变化，显然认识不足。他们不希望国共朝内战的方向发展，因此他们一方面致电蒋介石、毛泽东，同时在校园内开展各种活动，呼吁和平。他们的言行，固然与中共“反内战”的宣传相呼应，但更多反映的是他们自己的心声。1945年11月25日，联大、云大、中法大学和英语专科学校的学生自治会，要举行“反内战时事讲演会”，国民党籍的联大教授钱端升、伍启元、杨西孟本来同意参加，并与民盟的云大教授费孝通、潘大逵共同出面演讲。代理省主席李宗黄命令禁止会议召开，并向云大施加压力，不准会议在云大举行。云大领导屈服，会议因此改在联大举行。联大校方叶企荪同意会议召开，但认为要在动作上“技术一点”。不过，由于这一禁令，杨西孟拒绝参加。（注：《“一二·一运动”与“民青”》，《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上册，第29页。）伍启元也说，他与钱端升听说学生准备会后游行、发宣言时，也向学生自治会提出异议，学生表示妥协，答应只是演讲会而已，讲完即散。（注：《伍启元致朱家骅的信》，1945年11月30日，朱家骅档案，宗号148，册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