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言之，虽然学生发动学潮，成为批评政府的急先锋，教授由于同样受到生活的煎熬，他们对政府也愈来愈失望。1947年，中央大学教授会发表宣言，可见当时教授心态之一斑：
    今日全国政治经济混乱到这样地步，我们发出这呼声，心中抱着无限的沉痛。我们担当着教育中华民族现代和下一代儿女的责任，也负荷着以科学、技术、学术、思想，改造中国为一个现代国家的使命。在这两项意义下，八九年来，我们渐渐深切的痛感政府对于文化、教育、学术措施之错误与用心之难测。抗战中，为顾全大局，我们对于政府的政策有忍受之必要，复员后的这一年，我们期待着政府政策的改变。然而，时至今日，已忍无可忍。
    在宣言中，他们指责“政府机关的若干大小主管人员，若按照其薪津的净收入，亦当与文化教育工作者大致相同，应久已不能一饱，但他们却有各种巧妙的公费开支的方便之门，使公私经济搅成一片，形成骄奢淫逸的‘朱门酒肉’生活，甚者任意营私舞弊”。最后，中央大学教授提出数项要求，其中包括教育经费不得少于全国总预算的15％；各党派和青年团的训练经费，不得由教育经费中开支；教授薪津应依照物价指数发给等等。（注：见朱家骅档案，宗号148，册号3。）
    总括起来，教授的不满情绪主要源自两个方面。首先是对国民党政府在战后的高教政策不满。如果说在战争期间，教授们还愿意与政府同舟共济、同甘共苦，那么在战后他们开始抱有重建的期望，这种期望却很快为国民党政府的一系列行为，特别是打内战的做法，扫荡得一无所存，而被极度的失望所代替了。其次，教授们对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十分敏感。他们的失望也与此有关。（注：吴晗在为史靖、王康所著《闻一多的道路》所写的序中，用了“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句话，亦可见当时人的心情。曾受国民党器重的党员教授王赣愚，也对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现象感到不满，指出每个人都必须公平地承受苦难。见Israel, Lianda, p.353.）因此，在1947年，学潮汹涌澎湃、此起彼伏，这固然与共产党的推动有关，但教授的同情甚至鼓励显然也不可忽视。至少，学生运动的主要口号“反饥饿、反内战”，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教授也不例外，因为他们不但自己感觉到，而且社会也认为他们已经成了国民党政府政策的“牺牲品”。
    然而，随着国共内战的全面爆发，国民党高层对学界的政策也加以全面调整，从笼络转向高压，惨案迭次发生。于是左、中、右三派的重叠交叉，不复存在，而是变得左右（国共）针锋相对，而中间人士产生分化。最终的结果是，国民党逐渐孤立，人心思变，以至在它撤退台湾的时候，不但民盟的吴晗、罗隆基、张奚若、潘大逵、潘光旦、费孝通等人决定与共产党一起，共同建立新中国；许多国民党籍的教授，如已经左倾的钱端升、杨西孟、李广田等人决定留在大陆，甚至曾与政府一度十分靠近的冯友兰、周炳琳、雷海宗、罗常培、贺麟等人也都没有选择离开。无党无派的名流教授选择留在大陆的更多，如汤用彤、顾颉刚、陈寅恪、金岳霖等。国民党之大势已去，从它与其党员的关系中，可见一斑。而这一关系的疏远和恶化，则从抗战后期的学潮中，也即教授、学生和政府之间的三角互动中，已经见其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