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可见，从教授到多数学生，都希图捍卫集会和言论自由，但又不想采取过激行为，因此由晚会事件引起的抗议想来本不会持续太久。但偏偏又出现一系列“不意”的流血事件，使得一二·一运动不但发生，而且延续达三个多月，成为战后学潮一个让人注目的起点。也许因为联大国民党党部已经撤销，上述校园内发生的变动，没有与昆明地方当局通气，因此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等人，对学生仍然采取强硬的手段，号称以“以组织对组织，以行动对行动”。其实姚从吾在11月28日给朱家骅的汇报中，已经恳求朱和陈立夫，马上与关、邱等联系，希望他们“以政治为主、军队弹压为附，万勿随意行动，随意刺激群众”。他还希望设一党、团、政、军的联系人，“以期有所集中”。（注：朱家骅档案，宗号148，册号2。）
    但姚从吾的信尚未到朱家骅手中，军队的“随意行动”已经开始了。11月30日，联大学生上街宣传罢课原因，遭到军警、特务殴打，引起公愤。12月1日，军警、特务居然冲进联大、云大、联大附中校园，用手榴弹、刺刀攻击师生，导致四人死亡，多人受伤。于是，一二·一运动正式爆发。这一地方当局有组织的行动，顿时改变了教授们的态度，更激怒了广大的学生，使得他们联合起来，并肩行动了数周，这在中国学运史上，可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在惨案发生以后，当然还有一些仍持保守立场的教授，如云大的何衍璇，向朱家骅报告说，他的同事费孝通、尚钺、潘大逵等人鼓动教授罢课，而他“极力反对”，而且说“查此次罢课风潮，不免因共产党与民主同盟之利用机会，如不制止其越轨行动，学校之秩序将不堪设想矣”。（注：《何衍璇给朱家骅的信》，1945年12月7日，与何持相同立场的还有留德归来的联大工学院教授宁榥，他也写信认为必须防止中共背后操纵。见朱家骅档案，宗号148，册号2。）但是大多数教授都采取了同情、支持学生罢课的立场。在12月2日举行的死难同学入殓仪式上，联大负责人叶企荪、查良钊等都写了沉痛的悼词和挽联。联大教授会并且决定自4日起，停课七天。一些激进人士，如尚钺、向达、周新民、吴富恒、楚图南、费孝通、费青、闻一多、潘大逵、潘光旦等，还在12月6日昆明市各大中学教师罢教宣言上签名。（注：见《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上册，第167-170页。）其他国民党籍的教授，虽然没有签名，但从他们给朱家骅的信中，也可见其同情学生的立场。如钱端升的信中说：此间学潮之根本原因，“则确为地方所采防遏方法过于操之暴烈”。而华罗庚则写一长信，详述了自11月25日到一二·一惨案之经过。他说：“此次事变，当局处置似甚为失当。死者四人，而吾党党员，占其半数。”对于被打伤的教授马大猷，华说曾介绍他入党。他在叙述中指出，与学生冲突者为“××”。之所以用符号代替，是因为“××代表一无以名的一类人，盖消息分歧，无法证实究为何种人也。有谓‘军人’者，有谓‘特务’者，有谓‘流氓’者，莫衷一是”。（注：均见朱家骅档案，宗号148，册号2。华罗庚称死亡的人士中，于再、潘琰为国民党员，但一般的回忆中则说他们是中共党员，见《四烈士小传》，《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上册，第102-106页。）这一讽刺的写法，反映了华同情学生的态度。因为教授会上，用的是“暴徒”，而“暴徒”比较空泛，不如“军人、特务”可以指出当局的操纵。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同情、支持学生的统一立场，教授们开始直接挑战国民党政府。蒋介石本来想息事宁人，抓了几个替死鬼，并将这些“罪犯”于12月11日枪决。12月8日，蒋介石还发表公告，号称要对事件，“根据是非与法纪，作公平负责之处置”，恳切希望学生能复课。同时，关麟征又自请处分，要求离职。但因为蒋的公告未提惨案的元凶是李宗黄，也没有对李进行处分，因此教授们并不满意。12月10日是蒋介石要求学生复课之日，中央社也在同一天发表消息说，昆明学潮“庆告平息”，但联大教授会则决定在是日向报界发表公开声明，指出这一惨案“实为兼代主席兼党务主任李（宗黄）、警备总司令关（麟征）、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明目张胆所共同指使”，并决定对上述人士“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法律上之控诉，以维法纪，亦所以平师生之公愤”。这一与政府针锋相对的立场，是史无前例的。（注：《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下册，第24页；上册，第170-173页。前引闻黎明：《论一二一运动中的大学教授与联大教授会》对这一段时期教授的态度转变论述甚详，值得参考。）
    周炳琳、傅斯年在处理这一惨案的过程中所起作用甚大，值得注意。他们的身份已经与五四时候不同，他们不再冲锋陷阵，而是起了一种调停的作用。但在要求政府严办李宗黄等官员问题上，他们与学生站在了一起，因此教授会的公告，也反映了他们的态度。周炳琳是国民党老党员，在联大殊有威望。用姚从吾的话来形容，“枚荪（周炳琳字--引者注）兄才望兼备，平日虽好为高论，而处变则颇有镇压能力”。（注：《姚从吾致朱家骅信》，1945年11月28日，朱家骅档案，宗号148，册号2。）惨案发生以后，姚从吾形容道：“教授会精彩紧张，可谓空前。一多自称反对政府，枚荪发言也力量大增，几乎受全场的支持。端升表现的最糟，奚若仍是骂人老套。他们竟真的把枚荪烘托成正义派了。”换言之，周炳琳与杨西孟、贺麟等一起，形成教授会的中坚，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注：《姚从吾给陈雪屏、郑毅生的信》，《一二·一运动》，第412-413页。）
    傅斯年在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北大代理校长。12月4日，他以联大常委的名义，到昆明调停。他虽然无党无派，但此行任务显然是为了执行朱家骅和蒋介石的指示，让学生早日复课，平息学潮。他虽奉劝学生服从师长，但也如周炳琳一样，认为肇事者李宗黄必须离职。他到达昆明后连发数电给朱家骅并转蒋介石，指出“李宗黄如能即去，教授心意可以平。彼实为主谋主使”；又称：“李宗黄至今仍坚持此次学潮，由政府派卢汉来而起，对卢汉及云南多数人士，猛烈攻击，此公如不暂离昆明，不特学潮无法结束，即大局亦不了。”（注：见朱家骅档案，宗号148，册号2。）由此可见，傅斯年虽然执行蒋介石的指示，希望仰赖自己的声望迅速解决学潮，但在对待李宗黄的态度上，还是与蒋显然不同。他支持集会自由，促成联大常委梅贻琦、云大校长熊庆来在《中央日报》上发表报告一二·一惨案的真相，这等于否定了该报以前对整个事件所持的敌视态度。他还要求国民党中央严办李宗黄，对李“决不宽容”。（注：《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上册，第26-27页。）事情的结果也与周炳琳、傅斯年的努力大体一致：李宗黄离开了昆明；死难学生的家属得到50万元的抚恤金；学生在20日后逐渐复课，27日全面复课。1946年3月17日，昆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出殡和游行。至此，一二·一运动，算是有了一个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