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余论
    不过，与其把这个出殡和游行视为一二·一学潮的结尾，还不如把它视为一个新的开端，更为妥当。1946年以后，学潮更是风起云涌，此起彼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自然是中共地下活动的成功。但蒋介石政府的失策，似乎也不能忽视。就一二·一惨案的处理来说，昆明的师生看到军警和特务攻击校园、滥杀无辜，即使保守的姚从吾，也只能对学生罢课和教师停课的主张，不敢置一词。而国民党籍的教授中，如钱端升、周炳琳、伍启元等都开始批评政府，表示同情学生。激进人士如张奚若、闻一多和吴晗，更是言辞激烈，不过他们的号召力，在教授会中还是有限。姚从吾评论道：吴晗“只能引起大家的反感，而实毫无能力”。这一评论虽然出自姚从吾之口，但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据John Israel的观察，联大教授中，喝过洋墨水的占绝对多数，像吴晗、沈从文那样既年轻、又“土生土长”的教授，并没有太多的朋友和声望。而资深的张奚若、闻一多，则要受人尊重得多，但他们两人都有些“名士气”，说话语不惊人死不休，在处理具体问题上，也没有周炳琳、傅斯年等人说话有分量。譬如那时教授会最后决定停课，而不是像闻一多所要求的罢教，就是一例。（注：《姚从吾给陈雪屏、郑毅生的信》，《一二·一运动》，第412-414页。有关吴晗、沈从文、闻一多和张奚若在联大的情形，散见Israel, Lianda.何兆武回忆道，联大美籍教授、中国通温德（ Robert Winter） 曾评论闻一多道：“他是一包热情，搞政治可不能凭一包热情啊！”见《何兆武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第337页。可见对闻一多的激烈言辞，许多人不敢苟同。保守的师生甚至把闻一多讥为“闻疯子”。）
    当然，停课与罢教，其实并无实质的不同。但大多数教授主张停课而不是罢教，表明对政府还抱有希望（幻想？），也给政府留有颜面。周炳琳、傅斯年也同样如此。他们居中调停，指出李宗黄为罪魁祸首，要求政府严办，傅斯年还向在场的师生打下包票，认为在两个月内撤李宗黄的职，一定能办到。他们如此表态，表明对国民党政府仍然颇有信心，认为凭着自己的声誉和影响，一定可以说动蒋介石将李宗黄撤职，以平民愤，重建政府威望。闻一多在一二·一惨案后写的《兽、人、鬼》短文中，曾表示担心：“人既是这样的善良，万一有鬼，是多么容易受愚弄啊”！（注：何乃正编：《激进人生：闻一多随想录》，第7页。）闻一多不幸而言中。1946年2月，李宗黄调任新职，再度引起公愤。周炳琳在1946年2月6日曾有信给朱家骅，写道他回昆明以后，“同事相见，以李伯英（李宗黄字--引者注）撤职事如何了相问……”他继而解释道：“同事如此关心此事，是因为教授会曾议决以两个月为期以去就争李撤职之实现”，现在距离这一期限已经临近，因此十分焦急。周炳琳还指出，“孟真兄对此事亦曾作保证。弟知渠于此事之迟迟未实现，亦必焦急万分也”。（注：朱家骅档案，宗号148，册号2。）周最后得知李获新职，想来一定十分失望。而这一失望心情，也一定为许多教授所共有。以后，重庆又发生二·一○血案，于是昆明学生在2月17日再度上街游行。3月17日为一二·一惨案死难学生出殡，又引起了一场大规模游行示威。
    周炳琳、傅斯年没有能让政府罢职、惩处李宗黄而使他们失信于同事和学生。李、关逍遥法外，也等于是让教授在他们的学生面前失信。从此，教授与学生的行动之间，产生了一定的隔阂。1946年2月底，联大半数以上的教授在一份抗议书上签名，要求苏联撤兵东三省，但学生对此反应冷淡。John Israel指出，教授与学生在政治态度上，开始出现明显的分歧。学生对教授在美苏之间取中立立场的态度，已经没有兴趣。（注：Israel, Lianda, p.375.此次反苏学潮，以上海的学生为主力，而不是一向激进的联大学生。见廖风德：《学潮与战后中国政治》，第147-177页。）这也表明，自此，左翼学生逐渐掌控了大学校园，而三青团等组织几近陷于瘫痪的状况。（注：姚从吾也写道，自一二·一运动以后，国民党、三青团的组织在联大校园已经没有什么势力，而学生自治会为“反动分子”所把持，因此为了反对苏联出兵东北，只能由联大法学会和东北社出面动员学生。见朱家骅档案，宗号356，册号2。）此后，特别是1947年，学潮汹涌澎湃，势不可挡。不过，虽然教授与学生之间有了一些隔阂，但并不表明教授依旧相信、甚至靠近政府。如果说他们在一二·一运动中，由于相信政府而失信于学生，那么他们对于政府的态度，也自然有了转变。其实，一旦教授开始不信任政府，那么在教授、学生和政府这三者的关系中，真正的失败者自然还是政府。不过此时的国民党政府正专注于战场上的胜负，已无暇顾及那么多，而对原来一心想拉拢的教授，也采取了更为强硬的镇压手段。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的被刺杀就是一个显例。
    国民党政府对教授政策的改变，也表现在对他们的经济待遇不像以前那么关心，或者无力、无心顾及。抗战胜利以后，教授的生活非但没有改善，而且还有继续恶化的迹象。据当时人的回忆，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如果充当小学教师，或者找到一份政府机关的工作，即使是一名练习员，其收入也高于教授。（注：闻黎明对教授的经济困窘状况多有描述，见氏著：《论抗日战争时期教授群体转变的几个因素》，第160-169页。朱家骅档案中藏有不少大学校长和教授写给朱家骅的信，提到教授待遇之低下，并视其为学潮风起云涌的原因之一。见朱家骅档案，宗号149，册号3。）陈永发提供了一些数据分析：
    1946年物价涨了15倍，1947年涨30倍……在这个物价加速度上涨的时代，薪水阶级的处境最为可怜……抗战期间，大部分知识分子被纳入政府体制之中，变成“受薪阶级”。内战期间，虽然政府针对大学教授所得有所调整，但其所得仍然只是战前的6％-12％水准，而且每况愈下，根本难以维生。当时许多大学生也靠政府津贴渡日，在钱不值钱的时代，无法维持起码的伙食。虽然他们的生活比起士兵要好多了，但是比起过去却是越来越糟。由于知识分子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意见，加上过去学生运动的传统，于是成为反政府的先锋，学潮更是频频不断。（注：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439页；另见马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第264-3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