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政坛上,与李鸿章同为朝野瞩目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翁同龢。1994年5月,“甲午战争与翁同龢学术研讨会”在江苏常熟市举行,会后编辑出版了《甲午战争与翁同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一书,共收论文29篇。与会学者对翁同龢的评价基本上是肯定的,认为他作为帝党领袖,在甲午战争中主战,而且赞成迁都,倾向于与敌久持,并不错。“说主战误国实属本末颠倒,甲午战败原因不在主战,而在战而不力,决策者没有把战争打到底的决心”(该书第319页)。争论的问题主要有二:第一,如何看翁同龢的操守?一种意见肯定了“翁同龢为官四十多年操守廉洁的品质”;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他在与外国人洽谈借款过程中有受贿的嫌疑。事实上,至今仍查不到翁氏受贿的确证。相反,从俄国档案记载可知,翁氏与外国人打交道时是很警惕的。如称:“户部尚书翁同龢拒绝秘密会面,他怕引起怀疑,因为他与外国人根本没有私人来往。”(注:《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206页。)第二,翁同龢开缺的原因是什么?对此,意见极其纷纭,也提出不少新见。一种意见认为,翁氏罢官是出自慈禧的决定,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则是刚毅。有论者强调这是后党破坏维新变法的重大步骤。另一种意见认为,翁同龢开缺的原因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翁氏与光绪之间的裂痕形成冲突,而御史参劾翁氏与张荫桓朋谋纳贿,使光绪态度明显变化。有的学者提出,翁同龢开缺与康有为有关,康氏想取而代之,充当太傅。也有的学者认为,翁氏罢官,本人似有求去之意(该书第320页)。看来,对此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1991年9月在福州市举行的“甲午战争中之方伯谦问题学术研讨会”,亦颇为学术界注意。会后编辑出版了《中国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一书,共收论文31篇。方伯谦之被军前正法,究竟是否冤案,一百年来聚讼不断。方氏死后不久,就有署名冤海述闻客者,撰有《冤海述闻》一书,为方氏辨冤,发出鸣冤之第一声。以后为方氏翻案者,多以该书为主要依据。到80年代,卢毓英《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稿本公布,又成为翻案论者的另一重要依据。于是,对方伯谦评价问题的争论形成高潮。福州的研讨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据会议综述,绝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方伯谦被杀是“历史上的一桩冤案,应该为之剖白辨冤”,并且“一致认为,方伯谦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海军人才之一,是具有爱国心的海军将领”。在会议的“致辞”中,有些话说得十分肯定:“大量中外史料证实方伯谦是中国近代海军杰出的人才,在捍卫祖国抗击外侮的甲午海战中,是英勇善战的指战员,绝非逃兵,他蒙冤被害是清政府腐败没落所致。国内外的观点已基本取得一致,这也是学术研讨上的一大新闻。”还有的论者评价更高:“方伯谦不仅在战略思想上是伟大的,高出中日双方的战争指导者,令人难望他的项背。”事实上,会议上也还有另一种声音。如称:“(方氏)未经允准而‘擅离部位’,中途退避,是违犯军纪军令的,‘仍当治以应得之罪’。”有论者针对翻案论指称:“如果没有可靠的史料证实其非,仅靠推论也同样无法得出‘方伯谦被冤杀’的结论。”(注:《中日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626、631、579、606、43、74页。)可见,与会者在根本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对立的观点,并不像“致辞”和“综述”说得那样轻松:“观点已基本取得一致”,“不少问题已经取得共识”。故有论者撰文称:“学术讨论应该贯彻‘百家争鸣’的精神,让各方都能够充分发表见解,不必、也没有必要匆忙做出结论。参加讨论者谁也没有资格自己宣布自己是胜利的一方。”(注:柯平、海莹:《也谈为方伯谦翻案问题》,《齐鲁学刊》1999年1期。)笔者认为,就目前情况看,双方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其一,《冤海述闻》、《卢氏甲午前后杂记》两书在关键问题上的记述有多大程度是可信的?其二,方伯谦在黄海海战中是否首先驶逃?如果这两个问题弄清楚,对方氏的评价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所以,这场争论估计还会时断时续地进行下去。 学术活动如此之活跃,给甲午战争研究增添了活力,从而将研究工作大大地推向前进。据粗略统计,在这个阶段中,已发表的有关甲午战争的论文为1000篇左右。据笔者涉猎所及,出版有关甲午战争的著作主要有:韩俊英等编著《甲午战争研究备要》(中央民族大学出版,1997),戴逸、杨东梁、华立著《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石泉著《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三联书店,1997),王如绘著《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人民出版社,1999),孙克复著《甲午中日战争外交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杨惠萍、穆景元、郑学元编著《从甲午战争至甲辰战争》(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关捷著《甲午风云与近代中国》(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戚其章著《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北洋舰队》(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孙克复、关捷著《甲午中日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甲午中日陆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孙洁池等主编《甲午英烈》(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郭铁椿著《甲午大连之战》(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杨念群主编《甲午百年祭:多元视野下的中日战争》(知识出版社,1995),辽宁鞍山市政协文史委编印《中日甲午陆战辽海战事纪》(1997),陈伟芳著《台湾乙未战纪》(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等。从近代军事史方面研究的著作有:张玉田、陈崇桥等编著《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张墨、程嘉禾著《中国近代海军史略》(海军出版社,1989),吴杰章、苏小东、程志发主编《中国近代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胡立人、王振华主编《中国近代海军史》(大连出版社,1990),姜鸣著《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海军司令部《近代中国海军》编辑部编著《近代中国海军》(海潮出版社,1994),戚其章著《晚清海军兴衰史》(人民出版社,1998),鲍中行著《中国海防的反思--近代帝国主义从海上入侵史》(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朱来常著《淮军始末》(黄山书社,1984),樊百川著《淮军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等。有关人物研究的著作有:孙孝恩著《光绪评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895),徐彻著《慈禧大传》(辽沈书社,1994),谢俊美著《翁同龢传》(中华书局,1994),苑书义著《李鸿章评传》(人民出版社,1991),董守义著《李鸿章》(哈尔滨出版社,1996),刘成功著《李鸿章与甲午战争》(大连出版社,1994),成晓军著《李鸿章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马昌华主编《淮系人物列传--李鸿章家族成员、武职》、《淮系人物列传--文职、北洋海军、洋员》(黄山书社,1995),安徽肥西县政协文史委编《肥西淮军人物》(黄山书社,1992),冯天瑜著《张之洞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马东玉著《张之洞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刘敬坤著《丁汝昌》(新蕾出版社,1993),萨本仁著《萨镇冰传》(海潮出版社,1994),廉成灿等主编《民族英雄左宝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山东威海市政协文史委编《邓世昌》(1990),杨万秀、吴志轩著《刘永福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徐博东、黄志平著《丘逢甲传》(时事出版社,1996)等。其他有关著作亦甚多,如王晓秋著《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王振坤、张颖著《日特祸华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谋略谍报活动史实》1卷(群众出版社,1988),李生辉、刘镇传《甲午战争诗歌选注》(大连出版社,1994),关捷、刘志超编著《沉沦与抗争--甲午中日战争》图片集(文物出版社,1991),曲传林等编《旅顺万忠墓》(文物出版社,1986),柯平编《威海甲午战争遗址》(文物出版社,1991)等,难以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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