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旅顺大屠杀的历史真相问题。1894年11月21日日军攻占旅顺后，连续4天滥杀无辜平民，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旅顺大屠杀惨案。当时在旅顺有许多外国人，其中有美国驻日本武官欧伯连（M.J.O'brien）、俄国驻中国及日本武官窝嘉克（Wogack）、美国海军军官康纳（George W.Conner）、英国船员艾伦（James Allan）及《纽约世界报》记者克利尔曼（James Creelman）、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科温（Thomas Cowen）等一批西方新闻记者，他们或写报告和回忆录，或发表通讯，都记述日军在旅顺进行了有组织的杀戮（注：参阅拙作《旅顺大屠杀真相考》，《东岳论丛》1985年6期；关捷：《日军旅顺屠杀研究》，《第二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1995年。）。不仅如此，日本一些参战士兵和随军记者的日记也有类似的记述。如向野坚一《从军日记》、《小野六藏日记》及龟井兹明《甲午战争亲历记》等即是。尽管铁证如山，日本明治政府当局却矢口抵赖。伊藤博文下达指示：“承认错误危险甚多，而且不是好办法，只有完全置之不理，专采取辩护手段。”（注：〔日〕藤村道生：《日清战争》，119页。）陆奥宗光也认为：“关于这个事件的真假，或者即使是事实，其程度又如何，这里都没有追究的必要。”（注：〔日〕陆奥宗光：《蹇蹇录》，伊含石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63页。）于是，他一面向其驻外公使发出训令，以统一口径，一面炮制了一份《关于旅顺口事件的辩解书》，声称西方记者的报导“是大加夸张渲染以耸人听闻的”，“在旅顺被杀的人大部分被证实是变装的兵士”（注：拙著《甲午战争史》，241-242页。）。由于日本政府采取不承认主义，旅顺大屠杀事件在日本也就逐渐被人们淡忘，后来的有关论著也仅仅简单地提到了这个问题。直到十几年前，日本学者大谷正连续发表《关于旅顺屠杀的研究》（《专修大学法学论文集》45号，1987）、《〈世界报〉和日清战争报导》（《专修大学社会科学年报》23号，1989）两篇论文，标志着日本史学界对旅顺大屠杀事件开始了“正规的研究”。到目前为止，陆奥所说的“关于这个事件的真假”似乎不成问题了，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分歧仍然。争论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第一，日军的杀戮对象都是哪些人？第二，日军在旅顺屠杀了多少人？日本学者秦郁彦认为，由于清兵“脱下军装，换上便衣，潜伏于居民家中，日军于扫荡中难以区分败兵与居民，于是‘凡是壮丁，估计可能是士兵者，都毫不留情地杀了’。”（注：〔日〕秦郁彦：《旅顺虐杀事件》*
    ，《日清战争与东亚世界的变化》下册，东京まに书房，1997年，292页。）就是说，日军杀戮的主要是清兵，平民则是在“难以区分”的情况下误杀的。这完全是陆奥的旧调重弹。上面提到的小野六藏就在日记中写道：“看到每家多者十多名少则二三名敌尸，有白发老爷，还有婴儿一起被打死，白发老婆和媳妇手拉手横躺在地，其惨状不可名状。”（注：《小野六藏日记》，1895年。）在被杀者中间，有白发老爷、老婆、婴儿和媳妇，他们也同清兵“难以区分”吗？显然是无法自圆其说的。至于日军屠杀的人数，秦郁彦说：“我估计是2000人以上，中国方面说20000人，这与平时人口10000人相对照，似乎过多了。”（注：《旅顺虐杀事件》，《日清战争与东亚世界的变化》下册，295页。）旅顺“平时人口10000人”的说法肯定是错了。据龟井兹明所记，“市街房屋约2000户”（注：〔日〕龟井兹明：《甲午战争亲历记》，199-200页。），以每户五口计，约合10000人，是指旅顺地区中心的市街人口，而并非整个旅顺的人口。以此来证明日军不可能杀戮20000人，是不能成立的。那么，这“2000人以上”的被害者是什么身分？作者却又含糊其辞，不做明确交代。日本第二军参谋部的报告是这样说的：“敌人在旅顺方面死者约2500人。”（注：〔日〕大谷正：《近代日本的对外宣传》，东京研文出版社，1994年，180页。）如果所说“2000人以上”是指清兵的话，岂不是根本没有误杀平民？如果所说“2000人以上”中有误杀平民的话，这数字又怎么能够体现出来？其自相矛盾如此！对于旅顺被难同胞之人数，时人孙宝田的记述很明确：“除有家人领尸择地安葬者千余外，据扛尸队所记，被焚尸体实有一万八千三百余人。”（注：孙宝田：《旅大文献征存》3卷，《甲午战争旅顺屠杀始末记》（未刊稿）。）从目前所掌握的史料看，这条记载还是难以推翻的。
    一百年来的研究实践表明，甲午战争史研究可以成为一门内容丰富的学科，不仅对甲午战争本身的研究是大有潜力可挖的，因为还存在着许多研究的薄弱环节、甚至空白，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和填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甲午战争犹如中国近代史之网的纲，抓住了它就必然会带动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宽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