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甲午战争的性质问题。对此，中国学者认为，日本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中国抗击侵略者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看来只是作原则上的界定，或者说只对这次战争的普遍的性质进行确定，而未对其特殊的性质进行研究。正由于此，也就不存在什么异议。从日本方面看，争论却相当激烈。大致说来，有以下几种见解：第一，义战说。当甲午战争爆发之初，义战说在日本甚嚣尘上。如声言日本此次是为了“长义地保证朝鲜的独立”，是“为了世界的文明进步，排除其障碍”（注：见〔日〕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360-361页。），因此“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对于我们来说，实际是义战。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伦理上也是无可非议的。”（注：见〔日〕藤村道生《日清战争》，98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舆论一律的义战说自然不时兴了，于是又有不同的说法先后提了出来。第二，防卫说。这是近年来流行的说法。如称：当时日本“对北洋水师的壮大感到强烈的威胁，因此基本上是着眼于国土的防卫”，所谓“日本早就准备对大陆采取攻势”的说法是错误的（注：〔日〕桑田悦：《关于日清战争前日本大陆进攻准备说》，《军事史学》119号，1994年。）。或辩解说，日本为对抗清国而扩军，乃是出于对清国海军较日本处于优势而产生的危机感，并非积极地图谋与清国作战，而是准备万一发生不测而进行防卫（注：〔日〕高桥秀直：《走向日清战争的道路》，305-306页。）。就是说，日本由于受到中国的威胁为了防卫才扩军备战，并不是有意识地要发动甲午侵华战争。那么，早在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就制订了陆海军入侵中国大陆的作战方案，又当做何解释？防卫说主张者则避而不谈了。第三，两重性说。两重性说也有两种：一种是说：“日清战争一方面具有国民主义的性质，另方面也带有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另一种则说：“对各帝国主义国家来说，日清战争具有防卫的性质；而对后进国家中国来说，则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注：张忠林：《一些日本学者对甲午战争的若干看法》，《国外社会科学情报》1984年9期。）这两种不同的两重性说，皆貌似全面，但能否成立则值得考虑。能说日本发动的甲午侵华战争具有国民主义性质吗？事实上，最热衷于挑起战争的是日本士族，这种战争狂热也影响到知识分子，但“大多数民众对开战的动机难以理解，因而对战争是漠不关心的”。所以，当时的政治家尾崎行雄即指出：“所谓日清战争的举国一致，也是‘雷同附和’的结果。”（注：〔日〕藤村道生：《日清战争》，97页，序言1页。）硬给这场日本统治集团发动的侵略战争赋以国民主义的性质，显然是没有道理的。至于日本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固然有斗争的一面，但更多的则是利用和勾结，将其说成是“防卫”，只能是有意无意地对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的美化。那么，能否说它具有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呢？对此，意见也不一致。有论者说，它不具有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也有论者说，它带有一定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但是，无论如何必须肯定的一点是，甲午战争为日本“开辟了走向现代帝国主义强盗政策的道路”（注：〔日〕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2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130页。）。从这次战争的结局看，“由于发生战争时，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正处于开始形成的特殊时代”，因此“日清战争成为中国被正式分割的起点，也是在亚洲形成帝国主义体制的分水岭”（注：〔日〕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东亚近代史的转折点》，序言2-3页，东京岩波书局，1973年。）。正由于此，笔者认为，尽管当时日本本身的资本主义发展尚未达到帝国主义阶段，但从整个亚洲帝国主义体制的形成过程看，日本正是通过发动甲午侵华战争而跻身于帝国主义列强之列，并成为其中最富于侵略性之一员。在这个意义上说，甲午战争是上个世纪之交帝国主义列强在亚洲所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其排斥在帝国主义战争范畴之外，不承认它具有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是说不通的。
    （三）对“陆奥外交”的评价问题。陆奥宗光作为外务大臣，对于甲午开战负有重大的责任，日本历来对他的评价是很高的。在日本外务省大院里，历届外务大臣中只树立了陆奥的铜像，即足以说明这一点。而在中国的有关著作中，陆奥被描述成一个狡诈成性、善于玩弄外交权术者，这固然不错，却未能进一步探讨“陆奥外交”的实质。什么是“陆奥外交”？意见也并不一致。信夫清三郎认为，“陆奥外交”是要“维护日清两国在朝鲜的势力均衡”，“以和平手段收拾时局”，最后走向开战“不是陆奥外相的意志，而是其他人的意志了”（注：《甲午日本外交内幕》，77、83-84页。）。由于信夫的学术地位和影响，此说在日本影响很大，直到现在仍有相当多的学者持这种看法，而且为官方所接受。1995年，笔者曾在东京参观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陆奥宗光与日清战争特别展示史料”，讲解员先生也津津有味地介绍陆奥的“和平外交”。但是，近年日本又出现一种新的倾向，不再强调“陆奥外交”的和平性质了。现任外交官冈崎久彦出版的2卷本《陆奥宗光》（PHP研究所，1987-1989）一书，大肆赞扬“陆奥外交”是用“冷静、现实”的方式来实现弱肉强食的目的，正是“帝国主义外交”的“艺术”，并且认为现代日本的外交应以“陆奥外交”为榜样（注：〔日〕冈崎久彦：《所谓战略思考是什么》，中央公论社，1983年，90-91页。）。中塚明批评了上述两种看法，认为所谓“陆奥外交”，是指导“近代日本一边同欧美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美国帝国主义协调，一边对朝鲜、中国进行侵略”。所以，“把‘陆奥外交’仅仅评价为‘帝国主义外交艺术’，这是不愿从历史上接受任何教训的人的主张。”（注：〔日〕中塚明：《中日甲午战争之开战与“陆奥外交”》，《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312、319页。）中塚明的批评揭示出“陆奥外交”的实质。在当时英俄对峙的情况下，陆奥一方面运用“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如对俄国打“朝鲜独立”牌，以稳住俄国，而对英国则打“俄国”牌，以俄国势力的东进和南下恫吓英国，以将“英国拉到日本一边”（注：戚其章：《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122-132页。），作为自己恃强凌弱的靠山；另一方面，采取各种“狡狯手段”促成中日开战，以实现其蓄谋已久的侵略计划。显而易见，这与“和平外交”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至于冈崎的主张，因提出一种曾催生了一个经济、政治及军事大国化的现代日本的“陆奥外交”新说而格外令人注目（注：《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312页。）。看来，冈崎的说法并非一时心血来潮，其主张亦非无所依凭。今天人们从在日本国内外引起广泛争论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中，不是依然可以看到“陆奥外交”的影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