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或稍早，台湾也出版了一批有关甲午战争的著作。主要有：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1编《中日甲午战争》（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王家俭著《中国近代海军史论丛》（文史哲出版社，1984）、《李鸿章与北洋海军》（近期即将出版），王尔敏著《淮军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林子候著《甲午战争前之中日韩关系（1882-1894）》（玉山书局，1990），池运在著《袁世凯与中日甲午战争》（台北政治大学外交研究所，1977），林明德著《袁世凯与朝鲜》（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0），李国祁著《张之洞的外交政策》（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0），李守孔著《李鸿章传》（学生书局，1977），雷禄庆著《李鸿章新传》（文海书局，1983），梁中英著《李鸿章对日外交政策之研究》（台北，1970），郑天杰、赵梅卿著《中日甲午海战与李鸿章》（文化事业中心，1979）等。
    此外，还翻译了部分国外出版的有关著作。如藤村道生著、米庆余译《日清战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A.Gerand）著、袁传璋、郑永慧译《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9），英国学者杨国伦（Leonard Kenneth Young）著、刘存宽、张俊义译《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迪肯（Richard Deacon）著、姜文灏、赵之援译《日谍秘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美国学者罗林森（John L.Rowlinson）著、苏小东、于世敬译《中国发展海军的奋斗（1839-1895）》（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1993），刘广京、朱昌崚编、陈绛译《李鸿章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等。
    有关甲午战争史料的挖掘、整理和出版工作，成绩也斐然可观，规模空前。就私人文集来说，苑书义主编的12卷本《张之洞全集》已经出版（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电稿部分已出版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987）；安徽正大力重编2000万字的《李鸿章全集》，不久当可问世。已经出版的还有：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河北省政协文史委、张家口市政协文史委合编《民族英雄邓世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戚其章辑校《李秉衡集》（齐鲁书社，1993），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中华书局，1993），丘晨波主编《丘逢甲文集》（花城出版社，1994）等。至于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以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甲午中日战争》（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982），张侠、杨志本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两种较为重要。盛宣怀时任津海关道，是李鸿章办理外交和军务的主要助手，其档案所记内容十分丰富，且多系李鸿章文集中所未载，故此编为研究者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书。《清末海军史料》搜罗广泛，内容涉及海军建设、舰船购造、海防思想与防务设施、海战纪略等，可大大省却研究者翻检之劳。
    这里，还需要介绍一下作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之一的《中日战争》的编辑出版。此书的缘起是，80年代初，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Fairbank）向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建议，认为中国50年代编辑出版的大型资料丛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贡献很大，仅在美国就培养了200名历史学博士，但后来新资料不断发现，《丛刊》已经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了，应该组织编辑出版《丛刊》的续编。李一氓很重视费正清的建议，立即着手制订实施计划。这套《中日战争》续编就是其中之一种，当时委托笔者担任主编。全书共12册，近600万字，已全部出齐（中华书局，1989-1996）。“续编”主要收原先《中日战争》7册中未曾编入的重要资料。其中，除选自清宫的硃批奏折、电报档、谕旨汇编、军机处录副奏折、上谕档、洋务档及总理衙门档以外，还有盛京将军衙门档、吉林将军衙门档、黑龙江将军衙门档、山东巡抚衙门档、江苏巡抚衙门档等，都是首次整理公布。其他中文资料，如《张謇致翁同龢密信》、《吴大澂文札》、《甲午威海倭警电报》、《龟蔽褊言》、《慎宜轩日记》等，也皆系过去从未披露过的。这样，有关甲午战争的重要中文官私档案文书，可以说基本上都搜罗入编了。译自外文的资料，约占全书近一半的篇幅，以官方档案为主，兼及私人文书及其他资料。如日文资料，除收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第27、28两卷、伊藤博文《机密日清战争》、杉村濬《二十七八年在韩苦心录》外，还收了《宗方小太郎日记》、《向野坚一回忆录》及其《从军日记》等；英文资料，除收《英国外交文件（1894-1895）》、《欧格讷外交报告》外，还收了科士达（John W.Foster）的日记及其在马关议和期间写给夫人玛丽的信件等。其中，有些资料在其国内也尚未公开发表，甚至还没有发现。
    五正在争论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在甲午战争研究中，许多问题都是有争论的。发生争论的问题涉及各个方面，笔者及其他学者曾多次做过介绍或评述（注：见拙作《三十年来甲午战争史研究概况及争论问题》，《南京大学学报》1982年3期；《建国以来中日甲午战争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1984年4期；《中日甲午战争研究四十年》，《历史教学》1991年2期；《甲午战争研究一百年的回顾》，《历史教学》1994年7期；《甲午战争研究中的争论热点》，《人民日报》1999年4月24日。又见韩俊英等编著《甲午战争研究备要》，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这里一般不再重复，兹就目前正在争论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略作评述。
    （一）甲午战争的起因问题。长期以来，中外学者对此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归纳起来，主要有3种见解：第一，经济目的说。认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是为了确保国外原料基地和市场，进行原始积累而掠夺殖民地。第二，偶发说。如战争是因朝鲜东学党起义而引起、战争是由于日本国内发生政治危机而不得不把内部之争转向对外侵略、战争的爆发是由于阴差阳错的偶然性原因促成等说，皆属于此类。第三，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是其既定国策，发动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侵略行动。经济目的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此说并未抓住问题的根本，不能说是日本发动甲午侵华战争的主要原因，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最近几年，偶发说在日本开战盛行起来，否认日本早就准备侵略朝鲜和中国的大陆政策。如高桥秀直为日本出兵朝鲜辩解说：“日本政府不是有意识要开战才出兵的，当时掌握日本政府主导权的伊藤博文……是试图保持和清国的协调的”，后来“伊藤对朝政策的变化，在于日本的内政”（注：〔日〕高桥秀直：《走向日清战争的道路》，东京创元社，1995年，514页。）。大泽博明也认为：“甲申事变以后，日本政府在外交、军事上对朝政策不是指向对清战争的，‘六·二出兵’（1894年6月2日日本政府做出出兵朝鲜的决定）以及日清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案也不是要对清国进行‘挑衅’，实现日清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才是‘六·二出兵’的真正意图。”（注：〔日〕大泽博明：《日清共同改革朝鲜论和日清开战》，《熊本法学》73号，1993年。）其他类似的说法尚多，不必赘述。偶发说主张者的一个通病，就是醉心于对历史现象的主观分析，可以完全不顾最基本的客观历史事实。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开始推行“武国”方针，以对外侵略扩张为基本国策。进入70年代，日本国内大倡“征韩论”。所谓“征韩论”，其实质就是侵略大陆论。80年代后，日本政府举全力进行大陆作战的准备。山县有朋内阁一成立，便提出“保卫利益线”，成为尔后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根据。到1893年，明治天皇批准《战时大本营条例》，标志着日本已完成入侵大陆的战争准备。斋藤圣二曾对甲午战争中最先入朝的日本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中将的有关文书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得出结论说，日本派兵入朝的目的，表面上是“保护日本人及公使馆”，而背后的目的是“与清国争夺霸权”（注：〔日〕斋藤圣二：《关于陆军对日清战争的准备》，《创造》24号，1995年。），就是说，根本不存在什么“试图保持和清国的协调”，“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真实意图”。实际上，早在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就已经制订了多份陆海军对华作战的具体方案。先前发现并已披露的参谋本部陆军部局长小川又次陆军大佐的《清国征讨方案》，即提出：“于此时，我国断然先发制人。”（注：〔日〕小川又次：《清国征讨方略》，《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1期。）几年前，中塚明教授从福岛县立图书馆“佐藤文库”中又发现参谋本部海军部于1887年制订的6份对华作战的构想方案，并对其中之一的樱井规矩之左右海军少佐《征清方策》进行个案研究，从而得出结论：“从日清战争的实际作战过程也能看出，樱井的《征清方案》绝不仅仅是凭空描绘的作战构想，在以后，它被具体化并运用于日清战争的实战之中。”（注：〔日〕中塚明：《日清战争前的日本对清战争准备》，《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2期。）由此不难看出，日本之挑起甲午战争，实是实施其蓄谋已久的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的一个必然步骤，决不是一次偶然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