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都城规划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其中重要收获是探明了在历代都城规划上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曹魏至北齐时期的邺城。该城平面为长方形，以东西横街将都城分为北部的宫苑衙署区、南部的里坊居民区，出现了南北向的城市中轴大路，并重新确定了城西北隅著名的铜爵台、金虎台、冰井台等三台的位置。还考察了孙吴武昌城、六朝建康城、晋陵罗城、北魏平城等。发掘的重要墓葬有河南洛阳市北郊北魏宣武帝景陵、河北磁县湾漳北齐文宣帝武宁陵，近年在湖南长沙市出土了10多万枚孙吴纪年简牍，是本世纪出土文献资料数量最多的一批，对三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研究，必将以重大的推进。
    隋唐及其以后时期的城市考古，重点勘察发掘了都城内的一些重要遗址。如隋唐长安城皇城含光门、大明宫清思殿、三清殿、含元殿朝堂和含耀门、青龙寺、西明寺遗址等；长安城外隋灞桥遗址，隋仁寿宫唐九成宫，临潼唐华清宫；洛阳隋唐城中皇城应天门、宫城内武则天明堂和九州池附近的亭榭遗址及白居易故居和官营烧窑遗址等；开封东京外廓城及洛阳北宋衙署庭园遗址；南宋临安城；金中都水关遗址等；并全面勘察发掘了繁华商业城市唐宋扬州城，解决了唐宋扬州城的范围和布局。发掘的重要墓葬有西安唐昭陵陪葬墓、长安县韦氏家族墓地、咸阳贺若氏墓、宁夏固原南部隋唐墓地、黑龙江宁安渤海国大型石室壁画墓、青海都兰热水吐蕃墓地、西藏洛扎县吐蕃贵族得乌穷家族墓地、河南巩县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契丹贵族墓，耶律羽之家族墓、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河北张家口市下八里张氏墓地、四川华蓥南宋安丙家墓族地等，都出土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此外，还勘察北京房山金陵，以及辽宁绥中元代沉船水下调查等。
    近二十年来，瓷窑考古发掘开辟了古代瓷器制造业研究新领域。经大规模发掘的重要窑址有江西丰城洪州窑、陕西铜川黄堡镇耀州窑、河南宝丰汝官窑、浙江龙泉窑、杭州南宋官窑、江西吉安吉州窑、福建建阳水吉镇建窑、宁夏灵武窑、内蒙古赤峰市缸瓦窑等。
    宗教考古方面，主要是应用考古学研究方法，对云岗、龙门、莫高窑、响堂山、天龙山、巩县、新疆克孜尔、库木吐喇等佛教石窟寺、以及寺院塔基进行调查、发掘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及宁夏贺兰宏佛塔天宫发掘，获得许多绝世文物；山东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出土了大批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群；新疆吉木萨尔高昌回鹘佛寺遗址发掘，填补了该地区佛寺形制及塑像壁画资料的缺环。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宿白的《中国石窟寺研究》和《中国石窟》等著作。
    五、结语
    回顾近二十年来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历程，我们感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研究学风，是中国考古学健康发展的基石；坚持科学地进行田野考古工作，系统地获取新鲜的研究素材，是考古学发展的源泉，一个考古学发展的高峰期，如果没有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及其研究成果精品的支撑，是难以想象的；加强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丰富研究手段以获得更多的研究信息，产生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是考古学发展的方向；吸取国外考古学研究的先进经验，并与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特点相结合，进行实践、总结与提高，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又一重要途径。以上这些方面，是中国考古学在21世纪的发展中需要发扬光大的。
    我们还发现：在七十年代末，中国考古学是以整理、总结新中国考古研究三十年的成果，明确研究方向和当前课题，探索发展考古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而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的。所以，及时地系统整理、总结近二十年来、甚至是近八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研究成果与经验，进一步探索对考古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与方法，是中国考古学在21世纪蓬勃发展的重要条件。由此可以预见，现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分别组织编写的多卷本《中国考古学》，将在21世纪中国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对考古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探索与完善，则是需要进一步加强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