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论战和讨论由来已久。如果从18世纪70年代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算起， 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战已有200多年了；如果从1927 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算起，也有50多年的历史了。这半个世纪在我国的论战和讨论，大体上可以分成4 个阶段：30年代前期；抗日战争爆发；50年代及60年代初；“文革”结束以后至今。从讨论时间之长，涉及问题之广，参加人数之多来看，都可以说这个问题是我国史学界讨论最热烈的问题之一。白钢编著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较全面地介绍了30年代前期以来至今的论战和讨论情况。他认为1978年以来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讨论的主要特点是：出版物的数量总计约在120篇以上，超出以往3次讨论之总合；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史学界众多有争议的议题之中最活跃的；比较普遍地注意到中外的对比研究；一些被搁置多年的老问题，近年被一些论者重新提了出来，并加以论证。（注：白钢编著：《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77-278页。）
    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也是“文革”后讨论的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之一。1979年3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成都召开史学规划会议时，戴逸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理论问题的几点看法》的发言，强调“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直接的主要动力是生产斗争”，其他一些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对“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唯一动力”的命题提出异议。同年10月13日，《光明日报》“史学”专刊开展了“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此后，许多省市自治区的报刊、高校及研究机构，也都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较广泛的讨论，代表性的意见大体可以概括成以下7 种：生产斗争、生产力说；（注：刘泽华、王连升：《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2期； 戴逸：《关于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理论问题的几点看法》，《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2期； 杨生民：《略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4期。 ）阶级斗争说；（注：刘大年：《关于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苏双碧：《略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 《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3期； 漆侠：《农民战争是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光明日报》，1979年12月18日。）社会基本矛盾说；（注：戎笙：《只有农民战争才是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吗？》，《历史研究》，1979年第4期； 金景芳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吉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汤再林：《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1期。）合力说；（注：伍宗华、 冉光荣：《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再探讨》，《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宋士堂、 李德茂：《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各种矛盾运动的合力》，《光明日报》，1980年1月 15日；陈依元：《简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光明日报》，1980年第1月15日。）物质利益说；（注：丘成羲、 高秀波：《论物质利益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求是学刊》，1980年第1期； 严钟奎：《人类的物质利益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福建师大学报》，1981年第3 期。）客观的社会需要说；（注：蒋大椿：《历史的内容及其前进的动力》，《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人民群众说。 （注：俞兆鹏：《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江西日报》，1980年3月6日。）
    讨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时，自然要涉及到谁是历史的创造者的问题。建国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大家普遍接受的、认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命题。“文革”期间，在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动的政治观点时，批判了“英雄与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观点，得出“只有奴隶才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结论。1980年，余霖、安延明著文《历史是整个人类创造的--“奴隶创造历史”论质疑》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所谓“奴隶创造历史”在理论上实践上都只能导致混乱。（注：余霖、安延明：《历史是整个人类创造的--“奴隶创造历史”论质疑》，《文汇报》，1980年4月25 日。）1984年，黎澍发表论文《论历史的创造者及其他》，指出时下流行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是不科学的。应是所有的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只讲英雄创造历史或只讲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都是片面的。他还指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说法源于苏联学术界，是对《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书中某些观点的引申和附会，在我国又发展成《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种观点既不科学又不符合事实。（注：黎澍：《论历史的创造者及其他》，《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此外，黎澍还多篇著文论及此问题， 见《关于历史的创造者及其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黎澍的论文在史学界引起广泛的反响，有人支持或部分支持，有人反对，还有人提出招致激烈反对的“新英雄史观”，（注：有代表性的论文主要有：蒋大椿《关于历史创造者的理论考察》，《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 张云勋《历史合力与历史动力》，《江淮论坛》1986年第3期； 郭祥瑞《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 黎鸣《历史是创造者创造》，《光明日报》，1986年12月17日。）不同观点的交锋和热烈讨论，促进了史学界对这个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思考。
    “文革”后，关注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的研究，是近20年来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它反映了改革开放后新时期中国史学的进步，特别是史学理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这方面的问题，除了以往已涉及的“史学的社会功能与学术价值”、“史与论的关系”外，中外史学史研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原来基本上是一空白，近年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历史认识的一些主要问题，如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历史认识过程的一般特点，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历史认识的模糊性，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思维，史料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等，都有学者进行研究。史学方法，近年主要关注是计量方法、比较方法，以及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政治学方法、口述方法等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研究者认为，这些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补充，对促进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文革”前几乎没有人涉及的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在“文革”后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是和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论联系在一起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认真汲取外国史学理论的有益内容，是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迫切需要，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历史学学科发展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