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唯物史观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
    50年回眸，新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最重要的方面莫过于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
    新中国建立后，全国欣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潮。1949年10月创刊的《学习》杂志，是推动这个学习的重要刊物。《学习》创刊号上发表的艾思奇的《从头学起--学习马列主义的初步方法》一文指出：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之下，学习马列主义就是死罪；解放之后，马列主义思想对许多人来说还是陌生的。同时，由于解放区长期处于艰苦斗争的环境，马列主义的学习也受到相当大的客观上的限制。这两种情况说明，“目前我们一般的学习运动还应该是一个从头学起的时期”。对于从旧中国过来的广大史学工作者来说，当然也是要“从头学起”。当时，许多地方的学习运动所采取的步骤，一般都是以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第一步学习的主要内容。这样的学习步骤和要求，对广大史学工作者来说，具有突出的重要意义，这既是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又是改造旧的学科体系。这是两个密不可分的环节。在新中国建立前已有成就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一面忙于宣传、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一面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把理论学习和学科的改造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对推动全国史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50年代初开始，我国大量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以及其他有关的选集和单行本。如此大规模地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只有在新中国建立后才能做到。这是我国社会科学工作的基本建设，当然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的基本建设。
    通过学习、讨论、批判，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领域扩大了，水平提高了。在旧中国被禁锢的、只能在各种隐蔽形式下活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现在成为大力提倡的了。这样，就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可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出新的成绩（注：参见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3-354页。）。
    应当指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唯物史观，不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群体来说，都经历了严峻的、艰苦的过程。例如，侯外庐在1949年4月至1951年任北京师大历史系主任期间， 鼓励教师们积极参与学习马克思主义，并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的一句话写成条幅，挂在历史系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奖励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他书写条幅勉励教师：“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注：参见刘淑娟《侯外庐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载《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 鼓舞着史学工作者进行历史观点的这一深刻的变革。
    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同样也为科学的历史学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发展开拓了新的广阔前景。是不是可以说，50年代，新中国史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从理论上阐明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历史学如何成为科学。当时的史学家为此作了许多努力。胡绳在1956年发表的《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一文，深刻剖析了几种关于历史学的错误见解，指出：“马克思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应用到社会历史的研究上来，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发现客观规律，并按照客观规律来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这样，就使得社会历史的研究真正成为一门科学”（注：分见《枣下论丛》，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47页。）。他在阐述了这一论点后写道：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使历史研究真正成为科学，就因为它是彻底消除在历史研究中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的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保障人们无病无灾的灵符，而是引导人们克服各种困难而正确地前进的指针。我们已经看到，在历史研究中的各种困难曾经使得以往历史学者跳不出唯心主义的迷障，唯心主义历史学利用这些困难来构成他们的“理论”。应当知道，这些困难同样也横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前进的道路上。这些困难不是不可征服的，但是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也同样会失足落到主观性和片面性的陷阱中去。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地克服唯心主义理论和主观主义方法的影响，不断地克服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偏向，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的指导下进行艰苦的科学工作，才能真正保证历史科学健康地向前发展。（注：分见《枣下论丛》，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82-183页。）
    尚钺于1953年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阐述了类似的问题，指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指导我们胜利地研究一切时代、一切社会、一切事件和人物的钥匙，同时也是指导我们参加工人阶级胜利地进行斗争，改造人类历史最有效最锐利的武器”（注：《尚钺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8页。）。
    然而，正如胡绳所说：“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保障人们无病无灾的灵符”，而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偏向还是会出现的。在唯物史观得到广泛传播过程中，教条主义日益发展起来，加上50年代中期以后政治上“左”的倾向的影响，历史研究领域中和史学工作中也逐渐滋长起“左”的思潮，更加重了本已存在的形式主义、简单化的分量，史学发展受到了损害。针对这种情况，翦伯赞在1962年和1963年先后发表《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指出：
    我们研究历史，不仅要从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上来观察历史发展的总的过程，还要从每个历史阶段来观察一定历史时代的历史发展过程。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说，相继出现于历史的每一个生产方式或社会制度，都是历史向前发展的一个步骤，都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结果，不能因为它们是剥削制度就一律骂倒。（注：分见《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
    ……
    在阶级社会的历史中，充满了黑暗，这是事实。但是在任何黑暗的时代总有一线光明。如果连一线光明也没有，历史就停止了发展。然而历史从来没有停止发展。毛主席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如果历史的中国只是一些罪恶的堆积，而没有任何值得继承的东西，那么今天的中国根据什么东西建立起来呢？难道我们要再来一次盘古所作的开天辟地的工作吗？应该历史主义地对待自己的历史，不应该对自己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注：分见《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6页。）
    要歌颂历史上的劳动人民，歌颂他们英勇的革命斗争，但历史家不是诗人，除了歌颂以外，还要指出他们的历史局限性，指出他们在生产中的保守性、分散性和落后性。
    要反对王朝体系，但反对王朝体系是反对以帝王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不是从历史上涂掉王朝和皇帝。王朝和皇帝是历史的存在，是不应该涂掉的，用不着涂掉的，也是涂不掉的。（注：分见《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8页。）
    这些论述，显示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坚持真理的勇气。随着时光流逝，其理论光彩更显出耀眼的光辉。
    新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过拨乱反正洗礼的历史学，还要不要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怎样以这一指导推动历史学的前进？这是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许多史学工作者或从理论上予以阐述，或从具体研究成果上作出明证，认为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仍然需要坚持唯物史观。白寿彝教授在80年代初提出，“创新的学术才有生命力”，提倡“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新的理论创造”：一是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二是不把唯物史观同创新对立起来，而是以后者去丰富前者；三是新的创造必须从唯物史观同研究的具体对象相结合中提出来。他在民族史、史学史、中国通史等领域的研究，反映出这种创新精神（注：参见《七十年心血铸就的丰碑》，载《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近20年的许多历史著作，也都有极类似的表现。 这个事实雄辩地证明：50年来，唯物史观在中国大地上的广泛传播，已经深深地扎根，发展中所出现的种种曲折，不可能动摇它的科学地位和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