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学理论研究的兴起
    新中国史学50年的理论建设，还有一个方面，是史学理论研究的兴起。史学理论是关于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如历史学的特点、功能，史学家历史认识的特点，史学发展与历史发展的关系，历史文献与史学方法问题，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史学成果的社会表现形式，史学家的修养与时代使命等等，都属于史学理论领域，这同上面所说的关于客观历史的理论即历史理论是既有联系又有所区别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很长的时间里，一般说来，人们认为唯物史观就是历史学理论，不曾讨论历史学本身是否还有理论，更谈不上区别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观念。80年代初，一则有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理论反思，二则有西方史学理论的纷纷引进，中国史学界关于理论的研究和讨论沛然兴起。人们各抒己见，发表了许多各不相同的见解（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学史研究室编《历史科学的反思》，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在这个讨论中，宁可的《什么是历史科学理论》一文，就“广泛意义上的历史科学理论和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科学理论”、“历史学和历史科学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科学理论”等问题作了很好的分析，是当时有代表性的论文（注：参见《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不过总的说来， 那时人们讨论的“史学理论”问题，大多是历史理论问题；那时开始编写出版的一批史学概论著作，不少还是以阐述历史理论为主要内容的。只有极个别的著作，是明确地阐述史学理论的。80年代中后期，经过反复的讨论，人们认识到，要使理论研究走向深入，有必要弄清楚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注：参见陈启能《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载1986年12月3 日《光明日报》；瞿林东《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1 期。）。但这时期出版的关于史学理论的著作，大多是历史理论内容与史学理论内容兼而有之的。这种情况，或因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本有内在的联系，不便轻易取舍；或因教学的需要，包含的方面宽泛一些更便于讲授。
    80年代末以来，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其主要标志，一是把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加以区别的意识更加自觉了，二是就史学自身的理论问题展开研究的趋势更加突出了。如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一书，对“什么是史学理论”作了明确的说明：
    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和对历史学的理解都有其理论的方面，前者是历史理论，后者为史学理论。然而，这种只研究历史学本身问题的史学理论，只是狭义上的。广义的史学理论应包括历史理论和这种狭义的史学理论。本书的内容就是两者兼有的，因此是广义的史学理论（注：《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有的研究者还从思想史的角度提出：
    从内涵结构看，史学思想在总体上可以分为对客观历史的认知和对史学研究的认知两个部分，即所谓“历史Ⅰ”（客观历史）和“历史Ⅱ”（历史学）的理论思考（注：陈勇、罗通秀《西方史学思想导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这里说的“史学思想”，是把两种认知活动即“理论思考”都包括了的。
    这样的例子还可举出一些。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研究者十分重视对于“历史”与“史学”的含义及其理论思考对象的区别。这对史学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还有一些著作是着意于史学自身的理论问题的，如：
    --陈启能、于沛、黄立茀合著的《苏联史学理论》一书（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所论述的问题，限于历史认识论研究和史学方法研究，即关于史学自身问题的理论思考。
    --姜义华等合著的《史学导论》给自己的任务作了十分明确的界定：“它不是直接考察客观的历史过程，而是以人类认识历史的主体活动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陕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本书所讨论的理论问题，都是史学自身的问题。
    --瞿林东著《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版），是以比较活泼的形式，考察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
    --肖黎主编的《我的史学观》（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是约请史学家们各抒己见，发表对于史学本身的见解，旨在通过史学家群体的思考，揭示史学自身的内涵和魅力。
    这样的著作也还可以举出一些。
    上述两种类型的论著，大致可以概括80年代末以来，史学理论研究的趋势。中国史学有研究自身有关理论问题的优良传统，唐代刘知几所著《史通》，明代卜大有所辑《史学要义》，清代章学诚所撰《文史通义》，近人李大钊则有《史学要论》等，都以研究史学为旨趣，有许多可以继承和发展的思想遗产。在这方面，外国史学也有不少可以借鉴的地方。新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在这个领域的前景是十分广阔的。
    新中国史学50年的成就，不只是表现在理论建设方面；而理论建设的成就，也不只是这里所论述的几个方面，他如关于唯物史观的研究，关于历史学所含二级学科以至三级学科中有关学科的理论研究，关于史学方法的理论研究等，也都有很大的发展，都有不少积极的成果问世。本文所论，只是新中国史学50年的理论建设的几个重要方面的成就。仅此而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遗产的中国史学，在最近50年中经历了多么深刻的变革！我们对于这个变革的认识和总结，还仅仅是开始。这个变革的意义以及在这个变革中产生的经验教训，都需要我们作认真的思考和深入的研究，这是史学发展中积累的遗产，是新中国史学胜利地迈向21世纪的思想前提。
    最近，江泽民同志在致白寿彝教授的一封信中指出：
    我国的历史，浩森博大，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也记载了先人们在追求社会进步中遭遇的种种曲折和苦痛。对这个历史宝库，我们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断加以发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作出新的总结。这对我们推进今天祖国的建设事业，更好地迈向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注：见《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
    新中国史学在21世纪里将继续高举历史唯物主义的旗帜，去创造新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