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思想理论战线“拨乱反正”的进行和我国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展开，有的近代史研究者开始对所谓传统观点，即“文革”前17年间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得出的基本认识进行重新审视，初步提出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新思路。（注：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此后，赞同和运用这种新思路的研究者日渐增多，至90年代，研究成果续有发表，这种新思路也发展成为一种新“范式”，以这种新“范式”构架中国近代史的学术著作也有多种出版，其中由冯林先生主编，改革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重新认识百年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一书，应当是比较重要的一种。其重要性有如该书封底文字所称：“本书汇集国内实力派史学专家和研究者的最新成果，对建国以前100年来的重大历史事件、著名历史人物、特别社会专题、主要思想观念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全方位地全新认识和讨论争鸣，并以立足今天和关注现实的立场，客观公正地审视和反思了虽然已经过去但其惯性依然影响至今的很多历史疑案、思想误区、‘教科书’式的僵化模式，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史学界解放思想的重要收获！”下面的几点思考，主要是读了本书的有关部分之后所引起的。
    关于新范式，雷颐先生为该书撰写的“总序”中有明确的界定：“这种新‘范式’与旧‘范式’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更主要是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待、分析中国近代史，而不把中国近代史视为仅仅是一场‘革命史’。”对于旧“范式”，以及必须从旧“范式”向新“范式”转换，雷先生也有自己的说明：“‘以农民起义’为主线的‘旧范式’，是以‘革命’‘夺权’‘反抗’‘斗争’为‘时代精神’的那一社会阶段的必然且合理的产物”；“此时的‘时代精神’已由激烈的‘革命’‘斗争’转向现代化追求，尽管为时嫌晚，这就为从‘现代化’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百年中国的‘新范式’的出现和影响的不断扩大提供了先决条件”。（注：雷颐：《总序：为了前瞻的回顾》，冯林主编：《重新认识百年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以下简称《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第2页。）
    依照“新范式”对中国近代史进行重新审视，实力派史学家们得出了“一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的总结论，这一条与“一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不仅仅是一场革命史”一起，赫然印在该书的封面；同时也得出一系列的具体结论，如在该书第一篇中，就有：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运动”（注：《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第3页。），维新运动是“早产儿”（注：《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第47页。），是变法派人士政治激进主义的产物（注：《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第53页。）；辛亥革命也超前了，因为革命的前提条件不足以成立，它之所以爆发，“完全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革命志士鼓吹、争取的结果”（注：《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第171页。）；“现代化的发展与民族的独立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即使是那些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也不可能在根本上有碍于它们的现代化运动”（注：《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第163页。）；只有西学东渐催生的“新文化”才能最终使中国成为真正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所以盲目排外的义和团运动“貌似爱国，实属误国、祸国”（注：《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第81页。），等等。毫无疑问，这些结论确实不同于旧范式的传统观点，但它们是否比传统认识更贴近100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是否都是新的或最新的？并非没有商榷的必要。
    一、关于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
    应当申明，本人作为受所谓旧范式惯性影响较大的一名近代史研究者，并不反对从近代化或现代化的角度分析、考察中国近一百年来的历史。中国近代历史纷繁复杂，丰富多彩，从任何一个侧面或角度为视角去观察、研究它，都将是一种有益的探索；事实上，近20年来，许多学者，包括该书中的某些作者对清末新政、立宪派、立宪运动的研究，对商会、会馆、移民、灾荒、行帮的研究，对军阀、土匪、特务的研究等等，或者矫正了传统观点的某种偏颇，或者拓宽了研究领域，填补了学术空白，丰富了人们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整体认识。作者未敢苟同者，是以“现代化”作为更主要的视角来建构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理论框架，从而将近百年中国历史概括为“一场现代化史”，用以取代所谓“旧范式”及其基本认识。
    被称之为“旧范式”的近代史研究同其他历名研究一样，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为主要视角，来建构自己的理论框架的，并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最集中地反映了该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矛盾，考察和研究阶级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发展，便能把握住历史发展中最本质的内涵，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按照这一理论框架，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乃是近代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因此，争取民族独立以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进步以反对封建主义，乃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并以此作为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和参照系。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发生于近代一百年来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诚然被给予更多的关注，但并不认为中国近代史“仅仅是一场革命史”，更不是所谓以“农民起义为主线”。事实上，“文革”前17年间出版的几种有代表性的通史著作，如林增平编著的《中国近代史》、戴逸撰著的《中国近代史稿》（上）、刘大年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稿》等，都有关于革命史、政治史以外诸如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等方面的充分论述。特别有关近代中国工业、农业、手工业、铁路、航运、货币、外贸、外债等资料以及《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五种）、《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四种）的分类整理与出版，为研究近代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即经济的近代转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发表和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论著，《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也开始着手编著。检讨“旧范式”下对革命史、政治史以外的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重视不够，或者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有些具体结论也有失偏颇，未尝不可，但说“旧范式”把近代史仅仅视为以农民起义为主线的“革命史”，则显然有悖于事实。至于说办洋务就是卖国，搞维新无非是妥协，干革命也不正确，对义和团的盲目排外一味歌颂等等，并不是“文革”前的所谓传统观点，而是“文革”期间极“左”的实用史学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