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说义和团排外就是反对先进生产力，并不是什么新话题，因为所谓“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在当时就是欧洲文明人用来镇压义和团的一条重要“理由”。的确，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生产力，同时肩负着破坏性和建设性这双重使命，如同英国在印度那样，这被马克思称之为“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国家的独立富强，从根本上说，也有赖于这种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在近代中国，真正阻碍代表新生产力即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不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吗？马克思在谈到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时说；“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即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没有强大到能够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注：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3页。）中国人民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抗和斗争，其中包括义和团运动在内，终于取得将帝国主义势力赶出中国，使生产力归人民所有，获得真正独立和迅速发展的历史事实，证明马克思的上述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诚然，义和团在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等方面显示了浓厚的封建落后性和笼统排外的狂热性，但它在对帝国主义这个中华民族最主要敌人的认识上，比较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者无疑是前进了一步。对义和团在反帝斗争中认识上的粗疏和方式的落后，应该有恰如其分的评估和分析，不应当用我们今天的认识水平来责备前人，因为“对于起义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方法或者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起义民族所已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注：恩格斯《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页。）生活在一百年前的义和团农民，处在那样的时代，受着历史的、传统的和阶级的种种局限，他们只能达到那么高的认识水平和文明程度，也只能得到和使用那样原始、简陋的武器，却敢于起来反抗拥有近代军事装备的侵略者。人们可以指出义和团先辈们的落后与蒙昧，也可以批评他们受了顽固派王公贵族们的愚弄，但不可以指责他们根本就不应该起来抗争。当然，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和面临的任务与一百年前有了根本的不同，不需要对义和团在反抗斗争中所表现的排外狂热津津乐道，但也不应当重新给义和团运动抹黑，斥之为“祸国”。
    四、关于“范式的转换”
    该书“总序”在论及范式的转换时说，“此时的‘时代精神’已由激烈的‘革命’‘斗争’转向现代化追求，尽管为时嫌晚，这就为从‘现代化’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百年中国的“新范式’的出现和影响的不断扩大提供了先决条件。这种不同时代对历史的重新认识和反思，也就是一种‘范式的转换’”。一句话，“时代精神”变了，研究范式也必须变，理论根据是当代科学哲学家库恩的一段话，但最重要的一条，还是主编者印在书背面的“世界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克罗齐是不赞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对他的史学理论，可以见仁见智，但他在历史学的认识论上夸大历史学家主观思维的作用，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恢复客观历史的可能性，认为一切历史所涉及的仅仅是当代的形势和需要，从而提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不是笔者所能接受的。历史是过去的客观真实，历史学家的任务首先在于努力去认知、解读、诠释其客观过程，进而揭示其规律性。研究历史当然总会有理论的指导，旧范式之所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指导，首先是因为这种理论最能帮助我们去发现和认识历史发展过程的本质，贴近过去的客观真实，并不是为了适应所谓“时代精神”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并不能因为当今的“时代精神”变成“现代化追求”，而断定旧范式已经过时。
    是否因为今天在追求现代化，就必须把百年中国史改写成“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呢？似乎不必。因为第一，正如笔者已经指出的，百年来的中国其实并不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运动，近百年中国历史的主题或基本内容就是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现代化或现代转型问题只是从属于这一主题的一个方面，对它的研究无疑会丰富人们对近百年中国历史发展的认识，但无法取代这一主题。第二，如果因为今天要搞现代化，就必须把中国近百年史改写成“现代化史”，那么，中国古代的历史怎么写，世界史又怎么写，是否因为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就必须把世界史写成“世界和平与发展史”？历史学的科学价值，在于增加人们对历史发展规律性的认识和把握，记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从而增强创造未来历史的自觉性。当然，历史学家受了某一现实问题的启发，去着重研究近百年历史中的某一问题，比如现代化问题，以资借鉴，这是正常的、可取的，但并不要求因此而将全部近代历史改写成“现代化史”。如其不然，那么，万一某一天有人把战争强加给我们，是否又要把近百年中国历史改写成“战争史”呢？显然不可以。
    笔者以上的几点粗浅思考，总的意思是不认为有用“新范式”代替“旧范式”的必要。“新范式”如确能自成体系，并能揭示历史的真实，自有其存在和运用的价值。“旧范式”也不是所谓“僵化模式”，许多在总体上坚持“旧范式”的研究者也同样变换着视角，做着现代化问题或其他社会问题的研究。“旧范式”当然存在着许多缺陷，如研究对象的片面化，研究方法的单一化，研究思维的绝对化，研究理论的教条化，还包括该书主编者所指出的认识误区和研究禁区，等等，这些都应当进行反思并加以纠正。但是，它关于中国近百年历史的基本矛盾、基本内容和基本线索的认定是准确的，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我们不必在泼掉污水的同时，也把孩子一起泼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