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过去一直被视为“拳匪祸国运动”，十恶不赦。在“旧范式”下，义和团运动的反帝爱国性质得到基本肯定。按照“新范式”，当然没有义和团运动的地位。早在1980年，就有人提出义和团运动是一个反对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中国早日生根、违背历史发展趋势的“惰性力量”的论点，理由是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的同时，还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是使近代中国摆脱停滞状态和被奴役地位的最根本最必须的条件，“但它却遭到义和团的殊死反对”（注：王致中：《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现在，新范式的学者上升到“现代化史”的高度来重新审视，结论仍然是义和团的盲目排外不利于现代化，它“貌似爱国，实属误国、祸国”，是不值得肯定的，理由也仍然是“既阻挠社会的进步，也无助于国家的独立”（注：《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第81页。），因为只有西学东渐后催生的“新文化”，才能最终使中国成为“真正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注：《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第3页。）。新、旧两种研究“范式”的差异，在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不可不辩。
    关于义和团运动产生的历史合理性，反对的意见不多，即使是“新范式”论者，也认为它“事出有因”（注：《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第74页。）。义和团有浓厚的盲目排外或笼统排外言行，这一点，两种范式的研究者也有共识，没有分歧，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和评估这种盲目排外。“旧范式”下关于这一问题的主要观点已经为大家所熟知。笔者认为还须指出的有两点，一是义和团的排外言论远甚于排外举动，它的排外举动被故意夸大了；二是排外不等于反对先进生产力，“祸国”的帽子太大了。
    关于第一点。马克思在论及1857年印度反英大起义时说道：“不应忘记，一方面人们把英国人的残酷行为说成是尚武精神的行动，但对土人的暴力行为，虽然其本身是令人惊骇的，却还故意加以夸大”，指出“一个英国牧师凭想像虚构出来的恐怖，远远超过了一个印度起义者本人甚至狂想时所能设想的”。（注：《印度的起义》，《马克思恩格斯论殖民主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78、176页。）义和团的命运也是如此。大凡论到义和团的排外恐怖，一是援引“一概鬼子都杀尽”、“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等义和团“揭帖”，二是引用日本人佐原笃介等根据在华外国人的公私函电和通讯报道编辑成的《拳乱纪闻》、《拳匪纪事》和《拳事杂记》中的材料，其中最触目惊心的是常被引用的下列七条，大意是：（一）最恨洋货，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闲游市中，见有洋货或洋字者，皆毁物杀人。（二）有用纸烟、洋伞、洋袜者，处以极刑。（三）有6名学生身带铅笔、洋纸，义和团乱刀齐下，皆死非命。（四）甚至一家有一枚火柴，而8口同戮。（五）十毛之人，必杀无赦。（六）杀教士78名，另有29个小孩死于非命。（七）天主堂墓地悉遭发掘。我们无法考证上述每一具体事件是否真实，也不认为纯属虚捏，全不可信，但其中必有相当多的夸大。即令就佐原的记载本身，也可以找出许多条材料，来证实所谓“十毛之人，必杀无赦”一类的描述是被夸张了的。试举几例。（一）据佐原《拳乱纪闻》载，在整个义和团运动期间，被杀的外国人共107人，这是外国人事后的统计，不会缩小。具体分布是：山西56人，小孩22名；直隶13人，小孩 4名；浙江8人，小孩3名；山东1人。直隶省特别是京津保地区是义和团运动的中心，同时也是洋人集中的地区，按理应是洋人遭殃最严重的地区，但实际被杀的是13名传教士和4个小孩，如果确如义和团“揭帖”声称的那样，或如某些外国人描述的那样，直隶一省被杀的外国人决不会只有此十数人，这说明义和团所谓“一概鬼子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云云只是一种口头恐吓，行动中却谨慎得多，对一般洋人，或“驱赶离家”，或劫其财货。（注：佐原笃介：《拳事杂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以下简称《义和团》）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8、245页。）意欲杀逐的，主要限于少数劣迹昭著的传教士。洋人被杀最多的是义和团并不发达的山西省，那多半是山西巡抚毓贤的仇外心理促成的，据记载，1900年7月，他一次便主持杀死艾士杰等40余名传教士。（注：乔志强主编：《山西通史》，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10页。）至于在浙江被杀的8名传教士和3名小孩，与义和团无关。（二）保定是义和团最盛行的地区之-，是不是“十毛之人，必杀无赦”呢？据从保定到天津的比利时人阿松（铁路公司职员）和他的翻译郑忠甫口述：当他们乘船经过保定城外的句角村时，被团民喝令上岸。郑自承翻泽后，被送进一间宽敞的屋子里，四周悬挂红幔，中间置一香炉，有二三十名童男童女持刀而舞，“咸曰汝入教否，此刀能辨之。若入教者刀便砍汝，否则不砍。驱郑使前，居然不砍”。未久，走出一位年长男子，“命释之”。洋人阿松也安然无恙。两人继续前行，到达天津。（注：《义和团》第1册，第248-249页。）另一个在天津当洋行买办的静海人回乡探亲，被团民认为“洋行中人必信奉天主教，围而捕之，将置于死地。后经团匪省视，确非教民，命众使释。”（注：《义和团》第1册，第249页。）这也说明义和团并非遇着洋人或与洋人有关系者、持洋物通洋语者，概行加害。（三）天津是义和团最早进入的大城市，也是最早被外国人描绘成恐怖世界的地方，但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有人从天津到上海对《字林西报》记者说：“所传天津破烂情形，殊不可信。以吾所见，英租界内只贮糖栈房曾被炮火焚毁而已；法租界各处房屋延烧，有轰击者固多，然皆守租界时联军恐华兵、团匪得以隐伏，故自为之也……又云美领事署已成灰烬者，其实并无大伤。”（注：佐原笃介：《拳匪纪事》（又名《八国联军志》），《义和团》第3册，第207页。）于此可见，传闻离事实有多远。（四）在北京，杀死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和德国公使克林德的是董福祥的甘军士兵和荣禄的神机营旗兵，并不是义和团。（五）直隶义和团确曾毁过铁路、电线，那是他们于五月设伏涞水打死清总兵杨福同以后，“意谓前既拒杀官长，祸必不免，毁路所以阻兵”（注：佐原笃介：《拳事杂记》，《义和团》第1册，第246页。）。为防御官兵沿铁路线前来报复，才烧了长辛店、琉璃河两处车站，撬毁几段铁路和沿路电线，这纯粹是自卫作战的需要。在此之前没有发生过毁铁路的事件，之后，虽有过天津至杨村一段铁路被毁，目的在于阻止八国联军沿铁路进攻北京，且“不毁于拳匪，而毁于其常备军（清军）”，且“各处铁路，全被华兵毁坏”。（注：佛甫爱加来、施米侬：《庚子中外战纪》，《义和团》第3册，第283页。）至于义和团是否确有捣毁机器的实际举动，似乎未见论者列举过实例。笔者指出上述几点，当然不是要否认义和团有浓厚的盲目排外的言论和行动，而在于说明，它的这种落后性和野蛮性，一开始就被某些别有用心的外国人无限地加以夸大和渲染了，以此作为向中国人动武的借口，我们今天来评估义和团的排外行动，应当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不应当只是片面选取那些显然经过“故意加以夸大”了的若干记载，来想像和描述义和团的狂热与恐怖。
    关于第二点。盲目排外或笼统排外，并不是义和团独具的，也不是中国独具的。早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广东沿海人民就采取断粮、断水、投毒等手段，企图饿死、困死和毒死外国人，并袭击和杀戮他们所遇见的所有外国人，烧毁劫获的外国船只。义和团运动以后，如在1905年的反美爱国运动中，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也还采用过拒运、拒售、拒用和焚烧美国货物等方式来进行斗争。在国外，印度起义者曾毫不留情地杀死被他们抓到的所有英国人；爱尔兰农民起义者不仅袭杀强占其土地的英格兰地主，也袭击耕种这些土地的英格兰农民。可见，用不加分析地杀害外国人和排斥外国物的方法来反对外来侵略势力这种笼统的排外斗争，是那个时代遭受殖民侵略和奴役的国家和民族普通采用的反抗方式。说它盲目、笼统，是指这种一概排斥的非理性的做法，由于缺乏对排斥对象的本质认识和具体分析，因而得不到正确理论的指导，达不到预期的斗争目的，并不是要否认这类反抗斗争的正义性。马克思曾经把这类斗争称作“历史的报应”，说印度起义者的“暴力行为确是可惊、令人厌恶和难以描述的”，然而不管这种“行为如何不名誉，它们只不过是英国本身在印度的行为的集中反映”，是一种“历史的报应”，“而历史报应的一个规律就是：历史报应的工具不是由受害者所制造，却是由害人者自己制造的”。（注：《印度的起义》，《马克思恩格斯论殖民主义》，第178、176页。）列宁也指出，正是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的人，那些用宗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才引起义和团和中国人民的痛恨和反抗。（注：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4页。）这些难道不是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