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或“现代转型”研究是近十年来应时而生的热门课题，以“现代化”为视角来分析、考察近百年来仁人志士的现代化追求，写出一部或数部中国现代化史，无疑是一种有益的研究工作。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广义上隶属于世界资本主义范畴，如果将近百年的中国社会放在世界范围内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国际大背景下加以考察，说中国近百年历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也未尝不可。但是，如果忽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特殊性，将现代化视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主要趋势或本质内容，说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则尚嫌证据不足。问题的关键在于，百年来的中国是否确实存在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运动？现代化与非现代化是否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众所周知，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观念，在近代中国，我以为所谓现代化，至少应当包含产业的机械化、政治的民主化、社会的公开化以及与之相适的人的文化心态和思维方式的现代化等等。就拿作为现代化前提的经济现代化而言，前80年，从洋务运动开始，先后创办的近代官办工业不过几十家（含军事工业），民办资本工业不过几百家；农业方面，传统的封建小农经济原封未动，实在谈不上有什么现代化运动。后30年，主要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几年，现代化经济虽有所发展，但工业产值不过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左右，而且是“传统的手工业与近代工业并存”，钢产量不过55.6万余吨，中国仍旧是一个粗放的传统农业大国，也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运动。人们可以充分肯定洋务派创办军、民工业“打破坚冰”的开风气之先的客观作用，甚至可以置李鸿章们“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侮实未敢信”、“可以靖内乱，不能御外侮”一类的自白于不问，“对其兴办者的主要动机之一如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等则不多考虑”（注：《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第3页。），而突出其“夺其所恃”以“绝其觊觎”的所谓“防止殖民地化”的作用（注：《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第27页。），但很难把30年中仅仅办了那么十几个军事工厂和二十几个民用工厂的洋务运动称之为“近代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运动”（注：《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第3页。）。就当时人们的思想认识而言，除了孙中山在他的晚年提出了一个《国际共同开发中国实业计划》，希望欧美各国出资本、出机器，帮助中国实现经济的现代化，算是对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和初步的构想，其他任何人，包括洪仁玕和洋务派，都只是基于对西方工业文明皮毛的感性认识基础之上，对国家现代化的不间断的追求，远不足以倡导和支撑起一个经济的现代化运动。
    如果说百年中国在经济上尚不足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运动，那么在政治上，在前80年，确有几件称得上运动的事件。除了戊戌维新、辛亥革命，还包括处于两者之间的新政。这些运动中或运动后出现的学会、学堂、报刊、商会、社团、政党、内阁、总统、宪法等等，与洋务运动以来出现的厂矿企业、轮船火车、电报电话、新式军队等等一样，都是近代中国社会中新的现代化因素；虽然因其微弱而未能改变近代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本质，但基于上述新的社会经济因素而产生和逐步形成的新兴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却成为近代中国社会中最活跃的积极力量。中国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提倡和实践“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种种救国方案以适应世界潮流，实现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同时也进行了旨在改变旧的传统政治体制的维新、宪政和革命等政治运动，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共同推动着近代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现代化进程。我们注意到，即使是“新范式”的研究者，在同样用“现代化”视角考察时，对维新、新政和革命三者的评价也并不一致。有的研究者认为，洋务运动因突遭甲午战败的打击而结束，是中国现代化的一次巨大挫折，近代化赖以发展的基础变得更为薄弱了，而洋务派的失势使中国近代化的发展面临着更大的阻力，在这种形势下，年轻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掀起的戊戌变法运动成为一个缺乏阶级基础又脱离洋务运动母体的早产儿，“运动来得快，消失得也快”（注：《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第45-46页。）。辛亥革命的条件并不充分具备，它的发动和戏剧性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说，并不是革命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完全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革命志士鼓吹、争取的结果”（注：《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第171页。），“结果播下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注：《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第178页。）。作者进一步分析了辛亥革命“超前”发生的思想理论根源，说了下面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理想虽美，然而毕竟超越了中国社会的承受力，超越了社会发展所必然经过的阶段，而陷入了一种理想主义的误区。“这一至关重要的失误不仅导致了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混乱，而且实际上开启了20世纪中国政治浪漫主义的先河，人们仿佛一致相信，当中国面对多种选择时，只要凭借人为的力量，便理所当然地选择那些更加动人的理想或理论”（注：《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第170页。）。按照这个思路推衍下去，我们不知道作者还会得出什么结论。正是从上述理念出发，“新范式”的研究者无疑更看重洋务新政和清末新政，认为经过洋务运动“几十年相对安定和平的发展，到19世纪80年代或再迟一些时候，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它虽然尚不能说已再次成为亚洲的第一强国，但在世界范围确实开始恢复作为一个大国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如果在这条通道上持续走下去，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基本关系的改变，政治体制的变革也迟早要提上议事日程，中国的现代化或许能以健康的状况向前发展”；“我们应该承认，晚清政府未尝不想谋求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未尝不想使中国早日走完向现代化的转化……而且在西太后在世时已开始的政治变革，于1909年10月4日宣布正式成立各省谘议局（新疆省缓办）并开议。不论清政府这一举措的实质目的如何，它在政治上不可避免的效果便是为政治改革打开了通路”，“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或许可能在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清政府的主导下缓慢进行，中国或许不会重蹈王朝更替的恶性循环规律”。（注：《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第158、159-160、161页。）笔者注意到，文章作者在这里多处使用了“如果”、“或许”之类的假设词，设定中国的现代化应当在清政府的主导下缓慢而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但是谁都知道，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历史也没有按照后人设定的现代化通道运行。如果承认历史是既往的现实，那就首先要问一问，近百年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说戊戌变法“早产”，辛亥革命“超前”，究其根本理由，无非是说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在外力作用下被迫发生的，脱离了循序渐进的常轨，且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变法与革命都不充分具备相应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是在激进的政治浪漫主义支配下人为选择的结果，因而造成中国现代化的一次又一次的严重挫折，作者将其称为“中国现代化的超前和失序”，并且“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调理，遂使矛盾愈积愈深，终于演化成一次又一次地激进运动，结果便是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中国的现代化一次又一次的陷了困境，后退不能，前进不得，往复循环而不得其要领”。（注：《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第157页。）
    文章作者这里没有明确指出“愈积愈深”的矛盾究竟有哪些，然而包括戊戌变法、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在内的一次又一次的所谓激进运动，不正是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或主要矛盾激化的结果吗？不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从根本上阻碍和制约着中国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和现代化的有序进行吗？可见离开对百年中国客观存在的两大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分析，离开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封建主义专制以争取社会进步是近代历史的基本内容的结论，硬要去从中找出一个其实并不存在的连续的现代化运动，将百年中国史说成是“一场现代化史”，只能是一种主观的臆想和假设，离客观存在的历史真实越来越远。况且，按照“新范式”以现代化作为评价近代事件人物的主要标准和参照系，既然连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在客观上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巨大挫折和陷于困境，“往复循环而不得其要领”，理应予以否定的评价，如何又说“作了较以往更高的评价”（注：《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第3页。）呢？又如何理解“新范式”下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代表着中国现代化的总趋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