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现代化的发展与民族的独立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有的主张“新范式”的实力派学者认为：“现代化的发展与民族的独立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世界各国现代化过程早已表明，即使是那些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也不可能在根本上有碍于它们的现代化运动……辛亥革命的先驱者不明白现代化与殖民地的分野，于是将推翻满清、民族独立视为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不消说，这是一种狭隘的大汉民族主义或民族沙文主义，它实际效果便是把已经开始的中国现代化运动转化为民族独立和民族复仇的轨道上……这势必加重中国进步和发展的阻力”，“于是中国的现代化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假民族主义的误区”。（注：《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第163页。）
    关于“现代化的进程与民族的独立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这一结论是否为世界各国现代化过程早已表明，笔者的世界史知识有限，不敢置喙，但是常识与现实告诉人们的是，亚非拉许多原先是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都曾为争取民族解放并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而进行过长期的斗争，它们在独立之前似乎谈不上有什么现代化运动，独立之后直至今日，也仍然处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之中，现代化进程仍然举步维艰。但即使如此，也没有任何一个已经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愿意再回到殖民地的地位去。当然，也有是殖民地而无碍于现代化运动的，比如澳大利亚，也许还有南非，但这是特例，不足以支撑“世界各国早已表明”的普遍性结论。况且，即使像澳大利亚这样的移民国家，也早已争取了实质的独立地位，现今进而要求废除英国女王派给他们的总督，南非的黑人也结束了白人移民的长期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不自由，毋宁死”。这个曾经被许多所谓先发型现代化国家的早期资产阶级用来争取生存权、发展权，建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著名口号，为什么到了它们的后辈们接过这个口号，以争取本民族的独立解放，便是陷入假民族主义的误区呢？在世界还被划分为民族和国家的条件下，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人民都会把民族的尊严、国家的独立视作比生命还要重要。一个任人宰割的民族，一个被视为与狗同类的民族，从何谈起所谓现代化运动。因此，就一般而言，失去独立自由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和民族，必须首先争得民族的完全独立，恢复国家的完整主权，然后才谈得上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这种必然联系，倒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所能证明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对殖民帝国主义以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如同反对国内封建压迫以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一样，与争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本质上是互相联系、并行不悖的，而不是互相冲突、格格不入的。
    我们注意到，文章作者的上述论点是由评价辛亥前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而引申出来的，说“孙中山以及他所领导的革命党人，虽然在主观目的上是为了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但他们在斗争策略上至少是一开始即在推翻满清的基础上或前提下，重新规划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以汉民族的民族解放为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孙中山“将中国问题的所有责任全部归结为满族人的统治”，“将满洲贵族中的腐败、保守视为整个满族人的责任”，这就使“中国的现代化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假民族主义的误区”，“即使主观目的不错，但其客观效果并无助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孙中山们“不明白现代化与殖民地的分野”，因为“现代化的发展与民族的独立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更何况满族人“对中国的统治，并不意味着中国已沦为满族人的殖民地”。（注：《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第162、163页。）
    对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当然可以做不同的评价，它的局限和弱点，也早已有人指出过，如吴玉章在60年代初就指出，反满的口号太简单了，它把一切的仇恨都集中在满族统治者身上，其中掺杂着汉族人民的种族主义情绪，而没有真正提高全国人民的民族意识，结果放走了一个真正的民族敌人--帝国主义侵略者。同时为了反满，对于汉族祖先的光荣传统的宣传也太简单了，没有批判长期统治中国的汉族的封建主义，这就又放走了一个内部的大敌人，即支持清朝统治的汉族封建势力。（注：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页。）又如，孙中山把满族人视为“外国人”，把满族入主中原视为“汉人亡国”，明显地带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偏见，也是一种错误的理念。但是第一，孙中山并没有“将满洲贵族中的腐败、保守视为整个满族人的责任”，而是严格区分了满族统治者与满族人民。“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灭绝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注：《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5页。）因此，不能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宣传是在煽动“民族复仇”，事实上，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也没有发生仇杀满人的严重事态，满族皇帝和王公贵族都是在享受种种尊崇和优待的条件下，才交出了权力。第二，“反满”是孙中山在当时的特定国情条件下，用来宣传、发动革命的一种策略选择。孙中山从事政治活动初期，同当时的仁人志士一样，寄希望于清政府“励精图治”，“勤求政理”；“比见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草野小民，生逢盛世，惟有逖听欢呼、闻风鼓舞而已”。（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页。）这是他在《上李鸿章书》中的话。上书失败，他完全丧失对朝廷的信赖，决心“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以申民志而扶国宗”。（注：《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页。）什么是“民志”、怎样“申民志”呢？孙中山可以像洪秀全那样，把清政府当做一个中国朝廷来反对，但在一般抱有“忠君”思想观念的国人看来，反对朝廷就是逆君叛上，乱臣赋子，敢冒这样的弥天罪名而追随附和者未必有人。他也可以用民主、共和作旗帜来号召国人推翻君主专制，但习惯于做“顺民”而只盼望好皇帝的国人并不能了解那个西方洋鬼子的制度一定比中国皇帝好。于是，他选择了首先从启发汉民族士人和会党中潜在的“夷夏之辨”和“反满”意识入手，唤醒其民族精神，“渐入民主革命的正途”，从而掀起革命的风暴。说辛亥革命是“革命志士鼓吹、争取的结果”也并不错，因为任何一场社会大变革都需要有舆论的准备，但归根到底还是人心所向，因为与孙中山鼓吹反满的同时，鼓吹“保皇”，侈谈皇清深仁厚泽、爱民如子的大有人在，为什么没能保住？难道没有比个人意志更为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如果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有认识上的误区，倒不在于他宣传了“反满”，而确乎在于他“将中国问题的所有责任全部归结为满洲人的统治”，看不到更大的责任者是外国帝国主义。第三，孙中山的反满民族主义，是与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民权主义紧密联系起来的。如上文所引，民主革命才是孙中山倡导的“正途”，他提倡反满革命，推翻清朝，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朝廷的主导者是满族人，更因为这个朝廷坚持和代表着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政体，而“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因此，“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注：《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5页。）这样，孙中山便以其彻底的民权论立场和坚定的共和制追求，不仅与旧式的种族革命区别开来，而且与君主立宪派的改革运动区别开来。诚然，在理论上，在辛亥以前，孙中山着眼于借鉴西方先进的共和文明的成果，主张“取法于人”，“取法乎上”，或许妨碍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入分析，他以造机器、修铁路为例，说智者必采最新成果而用之，借以说明舍立宪、取共和的必要，也不是关于中国未来实行共和制度的必然性和可能性的理性论证；在实践中，也确实出现过帝制是推翻了，但共和民国只是一块空招牌，以及为孙中山始料所未及的社会政治的无序与动乱。但是，如果把孙中山开创的民主革命当做一个长的历史过程来看，如果以发展的、辩证的观点看，无序也是一种序，并且是走向新的有序的必经阶段；民国即使只是一块空招牌，有与没有也大不一样，因为不管道路如何曲折坎坷，想要砸掉这块招牌、恢复帝制或变相帝制的人都一无例外地身败名裂，中国何曾“重蹈王朝更替的恶性循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辛亥革命无疑在真正意义上开启了中国近代政治民主化、现代化的进程。在主张和追求民主共和制这一问题上，如果说孙中山等革命志士在认识上有缺憾或误区，倒不在于所谓“理想主义”或“政治浪漫主义”，而在于对中国由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转变为民主共和制的艰巨性、长期性缺乏充分的认识，把问题想得过于简单容易了。值得指出的是，孙中山是一个善于学习、不断进取的人。辛亥革命以后的实践使他逐渐觉悟了，认识到共和民国和《临时约法》还需要用斗争来捍卫，认识到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认识到中国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认识到“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达到民族独立的主要障碍，同时又是反革命势力最强大的部分”，必须“打倒帝国主义”；认识到要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必须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进行有最广大民众参加的国民大革命；直到临终，孙中山仍告诫国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些都是对中国共和制简单化认识的一步步加深，作为孙中山的“真正同志”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爱国者正是基于和发展了上述认识，才得以完成孙中山开创的民主革命，确立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制度。因此，从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来看，我们不能因为民国曾经仅仅是一块空招牌，便否定孙中山推翻帝制、首创共和的伟大功勋，而将其简单地归结为所谓政治浪漫主义的人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