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点
        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派别既有本质的区别，又有许多新的特点。其 主要表现为：
        第一、承认人类社会是按照马克思指出的五种社会形态有规律地向前发展的，日 本历史不会例外。
        马克思在分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后，提出将人类社会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种形态，人类社会是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 社会形态发展的观点。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之一野吕荣太郎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 形态发展的理论，在《日本资本主义》中着重剖析了日本的资本主义社会。早川二郎在 1937年出版的《日本历史读本》中，系统地分析了日本社会形态的发展过程，将日本历 史划分为八个阶段，即原始时代和部民制时代、亚细亚封建主义时代（奈良平安时期）、 典型封建主义完成时代（镰仓南北朝时期）、商业资本主义发展时代（室町时期）、封建主 义改组时代（战国时期）、资本主义各前提诞生和成熟时代（德川幕府时期）、明治维新、 资产阶级变革完成时代（早川二郎持日本没有经过奴隶社会说）（注：早川二郎：《日本 历史教程》，桂林文化供应社1942年版，第1页。）。使用社会形态来概括社会发展各个 时代的基本特征，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一切资产阶级史学派别的根本区别，也是马克 思主义史学科学性的主要标志之一。
        第二、承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的原理。
        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原理在其著 作中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代表人物主要有服部之总等。服部之总（1901-1956年）在19 25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社会科，1926年担任东洋大学教授，1930年担任中央公论社出 版部部长，1932年参与编写《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讲座》，主要研究日本近代史，特别 是明治维新史，主要著作有《明治维新史》、《明治维新史研究》、《明治维新讲话》 、《明治维新的革命与反革命》等。服部之总在有关明治维新的著作中，深入分析了幕 府末期日本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明治维新的具体过程，主张幕府末期日本处于“真正的工 场手工业阶段”（注：靳文翰等主编：《世界历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 第428页。）。他认为日本天保改革后，日本社会已经处于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阶段， 在这种经济基础上，工场手工业资产阶级和下级武士结合成为联盟，实现了明治维新。 由于工场手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还不足以压倒封建势力，因此建立了绝对王权。绝对王 权是建筑在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势均力敌的基础上的。自由民权运动是自上而下的资产 阶级革命，推进这一革命的主体是豪农豪商阶层等。服部之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 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的原理分析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 ，其结论对于日本史学界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成为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 物和著作。
        第三、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则。
        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者对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坚持人民群众是 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对日本历史，特别是明治维新运动进行研究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 队伍的扩大。”（注：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页。）“随着人们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 ，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增多起来”（注：列宁：《我们究 竟拒绝什么遗产？》（1897年），《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6页 。）。“历史是由千百万人独立创造的”（注：列宁：《当前的主要任务》（1918年），《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1页。）的观点，羽仁五郎在《幕末社 会经济状态、阶级关系及阶级斗争》等论著中，运用列宁的革命形势理论研究日本的明 治维新，强调日本幕府统治末期的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从而重视 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动力作用和创造作用。在日本法西斯的独裁恐怖统治下，日本 人民群众毫无自由可言，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横遭迫害的状况下，羽仁五郎把德国农民战 争中的口号--“用使我们遭受屈辱的铁镣锻铸我们的利剑”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以人 民群众的战斗意志为榜样，鼓起不懈的战斗勇气（注：永原庆二、鹿野政直：《日本的 历史家》，日本评论社1976年版，第289页。）。羽仁五郎在研究中搜集了大量的原始材 料，运用具体的史实，充分论证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 为巩固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四、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现实性。
        日本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短短的时期内，以旺盛的生命力和锐利的思想理论武器 ，给日本历史学带来了一次革命，这是因为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 战斗性，他们以历史学为武器，积极宣传和捍卫日本共产党的革命纲领，赢得了人民群 众的信赖和支持。1927年，日本发生了金融危机，工农运动迅速发展。日本共产党在共 产国际的指导下，1927年制定了有关日本革命的纲领--《关于日本问题的纲领》（简 称“二七年纲领”）。野吕荣太郎根据“二七年纲领”的指导，修改了自己原来认为日 本明治维新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用历史事实来论证日本共产党的革命纲领。30年代 ，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者内部围绕日本共产党的革命纲领展开的论战，由无产阶级革命 战略问题逐渐转向学术问题，初步形成了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他们在“学 问上的分离，是纯洁我们立场的唯一方法”的口号下（注：芳贺登：《批判近代日本史 学思想史》，柏书房1974年版，第256页。），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其他一切资产阶级史学 派别划清界线而独树一帜，在日本现代史学史上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
        第五，带有较强烈的移植性。
        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带有较强烈的移植性，由于他们诞生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高涨 的时代，因而时常用历史去论证由外国制定的革命纲领，加上缺乏新的历史材料的发掘 ，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利用他人的研究成果，不能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正如远 山茂树指出：“在日本，近代的学术是作为移植的理论而形成的，连马克思主义的革命 理论也不免带有这种性质”（注：远山茂树：《历史唯物主义史学的成立》，载历史学 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日本历史讲座》，第8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14页。 ）。历史学并非对往事简单的回忆，也不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是一门富有生命力的 科学，它以独特的方式反映时代的脉搏和社会生活。历史观更是如此，是一种发展变化 的思想，但不是随心所欲的，要受社会发展的制约，更受政治斗争的决定性影响。因此 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还需要进一步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日本革命实践和日本 历史的具体问题结合起来，建立起具有民族特色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日本的马克思 主义史学带有较强烈的移植性既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需要进一 步实现民族化的重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