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历史学概论性著述的内容
        我们从上述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和徐敬修的《史学常识》二书，已基本上可以知道，这一时期此类著作关注的主要问题大体上是相同的。1909年曹佐熙的《史学通论》则由七篇组成。第一章为“史学之源流”，第二篇为“史学之经纬”，包括“史之定义”、“史之内容”、“史学之内容”、“史学之经纬”。第三篇为“史学之繁难”，第四篇为“史学之关系”（即历史与政治、宗教、种族、学术等方面的关系），第五篇为“史学之研究”，第六篇为“史学之通旁”（即史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第七篇为“史学之未来”。由于出版时间较早，所以内容略显庞杂，但基本上包括了史学的基本概念、史学史、史学与其它学科关系等方面。
        卢绍稷的《史学概要》的各章为“绪论”、“中国史学界之回顾”、“西洋史学界之回顾”、“现代史学之发达”、“史学与科学”、“历史研究法”和“历史教学法”。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其绪论是“先论何谓历史，次论何谓史学”，涉及历史的定义、目的、起源、进化、分期、性质、种类及史学之定义和目的，思考不可谓不细。其后五章分述中外史学史、史学与其它学科之关系和历史方法，为各书共有，唯“历史教学法”是本书的独特设置，是作者考虑到该书的读者很可能是历史老师。虽说这部分内容与严格的历史认识活动有距离，但如果把它放大到历史认识活动及其方式和成果的传授与接受，则也是颇有新意、而至今少人问津之处。
        吴贯因的《史之梯》（又称《史学概论》）各章依次是，“导言”，探讨历史定义等；“史学于其他科学之关系”，涉及史学与统计学、考证学、年代学、天文学、语言文字学、考古学、生理学、社会学、医学的关系；“历史进化之历程”通过“神话时代”、“诗歌时代”、“小说时代”、“资鉴时代”和“科学时代”，仿佛在讲客观历史进程，实际上是说史学史的分期和各时期史学的不同特点；“史家地位的变迁”则是史学史的另一面，把史家的地位分为“侍臣时代”、“方技时代”、“代表君主时代”和“代表国民时代”。其后则为“史学与史料”、“读史与论史”两章（注：吴贯因：（史之梯），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出版。）。其中最有特点的是讲史学史的两章，一方面，把历史上的史学作品和史学家分开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二者虽联系密切，却也还是有区别的，一个是历史认识的主体，另一个是历史认识的结果，各自有其规律；所以另一方面，作者把历史作品和史学家按照不同的原则进行了分期，无论这种划分是否确当，却是对史学、史家自身发展规律的一种把握，在史学史的研究者中至今还很少有人如此去做，可以说是本书的创举。
        罗元鲲的《史学概要》也是“应湖南省立第一中学高级选科之用”，全书语言文白相参，内容上也是新旧中外互证，与同类书相比颇为不同，明显看出新旧史学变化过渡的痕迹（注：罗元鲲：《史学概要》，武昌亚新地学社1931年出版。）。比如讲史的意义，则举许慎、吴大徵、王国维的说法；史学的定义则举了梁启超、李泰棻、萧一山、陈训慈等说；讲到史和史学的内容，则沿用孟子的事、义、文并改造之；讲到史书体裁，也既讲六家三体，也讲通史、专史、断代与国别史。虽力图融合中西，但未能找到一个很好的结合点，以致显得冗杂多枝。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史学之性质、内容及研究方法”，下编为“中西史学演进之大概及教学方法”。从比例安排上看，前者是主要的，共列20章；后者讲史学史等是次要的，共11章，这种安排似乎要比其它书把史学史内容置于相当显著位置要合适一些。
        周容的《史学通论》各章依次为：“历史与史学”、中外史学史、各派史观以及历史研究法。在第一章中，分别论述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史学”、“史学的体系”和“历史与各科学之关系”，其中分析比较严密，结构也比较完整。像讲史学体系时，一讲史书体裁分类的标准，二讲史学理论的分类。在前者中并非以中国传统史书体裁进行分类，而是综合各类史书，提出以地域、性质或时间三种分类标准，即国别史、专门史及通史与断代史；在后者中提出形而上学、一元论、多元论三种分类，标准的确定比较现代，概括性强。其最有特色的是“各派史观”一章，介绍了“史观的意义”、“史观与社会主义”、“中国哲学家的史观”、“神学史观”、“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和“社会史观”（注：周容：《史学通论》，开明书店1933年出版。）。其重要性在于，自彼时至今，讲史学者通常少及史观，而史观既不完全等于历史理论，也不见得反映在历史作品之中；除了哲学家、史学家等等学者外，贩夫走卒也可以有自己的史观，小说戏曲、歌谣故事中也可以反映出特定的史观。史观就是对历史的看法和解释，这种看法和解释可以是基于某种哲学或世界观的（比如神学史观、唯物史观等），也可以是基于生活经验和实践态度的，它虽在严格的意义上不属于“史学”的范围，但却肯定属于历史认识活动之列，因此，如果史学概论以探讨历史认识活动为主旨，史观则不可不述。
        胡哲敷的《史学概论》与李则纲的《史学通论》同出版于1935年，二书也有一些相同的特点。李著虽也有中外史学史、历史学与其它学科关系的内容，但却加强了对历史编纂、新史学与旧史学在若干问题上的比较、历史学与现代人生、如何读史、论史与著史等方面的探讨。胡著则完全超出了当时编撰史学概论性著作的一般写法，或把史学史、史学与其它学科关系等问题放在某些章节中重新认识，形成“史学的意义及范围”、“中国的旧史学”、“史学革命的必要”、“新史学的特质”、“新史学与各科学”、“历史与人生”、“史家的天职”、“史学的进化”等章，实际上是以号召新史学取代旧史学为主线，把史学的各重要问题方面穿插在其中。它与其说是本教科书性质的读物，不如说是个人观点很鲜明的专著。二书的共同之处不仅在于增加了关于史学实践和史学功能的篇章，更在于它们已经可以比较熟练地运用中外史学的理论时间材料来说明自己的问题，而不像有些著作比较生硬地利用，甚至经常是中、外两张皮，各谈一点，无法融会贯通。
        与此类似的还有用作大学教材的杨鸿烈著《史学通论》（注：杨鸿烈：《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9年出版。）。本书以“导言”论述历史与史学的本义，然后分论史学是否科学、史学的今昔、史学的目的、史学的功能、史学的分类、史学与各门学科的关系，无论从结构的严整还是从分析的细密来说，都更加成熟。其论史学是否科学的问题，是当时世界上比较领先的历史哲学话题。在论及史学与各学科关系这样的“老”问题时，将其置于史学的多学科研究的意义上--强调“博学淹通”、“凡百学问无绝对独立者”，颇见新意；而且在论及具体学科时，也多涉及具体的理论问题，如讲到与地理学的关系时，涉及到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等历史理论问题的看法，而并不在史学概论性著作中单独列出若干历史理论问题，从而既保持其论述的一致性，又未全然放弃对一些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其结构安排还是颇具匠心的。
        其它类似的著作还有朱希祖的《中国史学通论》（注：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独立出版社（重庆）1943年出版。）、蒋祖怡的《史学纂要》（注：蒋祖怡：《史学纂要》，正中书局（重庆）1944年出版。）等书，此二书均以中国史学发展为基本叙述线索，与前述各书有所不同，这里不再赘述，但由此仍可见史学界对“史学”问题的高度重视，这是在旧的历史编纂传统下从未有过的新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