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明确，史学概论并不是历史学习的入门指南，不是《历史研究入门》或者《历史学常识》它并不试图面面俱到，从先秦的史学一直讲到辨伪、辑佚等考据方法，甚至讲到封谥、避讳等等，那样的内容可以是另外一门课程的任务。史学概论也不是历史学中的某一个分支，那个分支应该是史学理论，而史学概论不过是通过概括和浓缩的办法把文学理论讲授给学生的一种形式，它只是一种课程名称和该课程的同名教科书。从体系到内容上，它不应该与“史学理论”有什么差别，只不过是“概论”史学理论而已。因此，史学概论性著述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把握一个原则，去粗去精，删繁就简，使其既涉及了历史认识活动的各个重要侧面，又使它们始终是一个互有内部关联的有机整体。比如对中外史学史，我们可以不去正面表述，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历史认识从初步向复杂的发展历程，甚至可以把它加以分解，作为分析历史认识活动各方面的不同时期或地区的例证。
        按照这样的理解，史学概论性著述的涉及范围，便应包括历史认识活动的一些基本概念、历史认识活动发展历程及其规律、历史认识的特征、方法、过程、范围、表现形式、检验、历史认识的作用或功能、历史认识全体（史学家）与历史认识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当然，从什么样的角度切入这些问题，从哪些方面去分析这些问题，对不同问题表述到何种程度，以及具体的结论和观点如何，则可以见仁见智，具有较大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其实，通过我们前面对1949年以前同类著述的介绍，我们已经知道，这样的一种认识在他们那里已经基本上成为一种可以认同的模式。
        由于各书对史学概论的认识有所不同，所以对一些问题的安排和处理就各有区别。比如对于“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史学”、“历史学是否一门科学”等问题，在今天还不只是对史学基本问题的解答，还是对当代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加以回应的需要。今本白著、葛著、赵著等虽均在开篇涉及之，但从内容上和章节安排上看，还不如1949年以前各书那么重视，对国际史学提出的挑战也未及回答，其它诸书，除李振宏本等外，大多没有涉及。实际上“历史是什么”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简单，它包含着“有没有真实历史”、“历史有没有历史编纂者的参与”、“真实客观的历史能否得到”等许多问题，否则英国史学家卡尔也就不会为回答这个问题而专门写一本书了。
        既然历史学是一门科学，这门科学又是逐渐形成并且不断完善发展的，那么这么科学必然应该包括容纳不同的真理性历史认识的追求者的贡献。就是说，不仅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论，而且中外传统史学理论、现当代中外历史学与哲学所提出的重要课题，都可以在史学概论中找到一席之地，只要它们是有关历史认识活动的。因此，就史学概论所要求的内容而言，它应包括迄今所能认识到的、历史认识活动应该具有的各重要部分；它的出发点应是该学科的性质，而不是什么别的，否则的话，它就将被迫放弃本该具有的一些内容，而补充上一些与该学科无关的内容。从另一方面说，尽管从组成部分或内容上说它涉及历史认识活动之一般，但其指导性哲学观的不同，必会使同样的内容或部分得出不同或极端对立的观点或结论。这也并不可怕，因为学术认识的多元化是正常的，而多元的背景是健康的讨论的前提，也是学术进步的前提。
        据此，正如赵著“引言”中所说，“史学概论……是一个具有较大容量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开放体系”，所以关于历史认识活动的各种有价值的新见，应该及时地被吸纳到教材和教学之中。比如近年来中国史学理论家对历史学学科性质的讨论具有了相当的深度，何兆武关于历史学Ⅰ（对史实和史料的认识，这在人们认识一致时可以是客观的和不变的）与历史学Ⅱ（对上一层次的理解和诠释，这是随着人们的思想变化而改变的）两个层次的区分，引发了一系列有意义的讨论，这些讨论至少包括三个层次的问题：“一，对历史事实的认定是不是一种科学；二，对历史规律的概括能不能成为一种科学；三，对历史的理解和评介能不能成为一种科学。”（注：参见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庞卓恒：《历史学是不是科学》，同上刊，1997年第3期；何兆武：《历史学两重性片论》，同上刊1998年第1期；张耕华：《从怀疑论、配景论说到历史学Ⅱ的普遍性问题》，同上刊1999年第1期。）在这些探讨中出现的许多精彩认识，就应该在著述和讲授中得到反映，使新的学术研究成果能够尽快得以传播，并指导具体的研究实践。
        过去的历史学概论性著述值得改进和重新探讨的地方还有许多，我们不妨再举史学方法论的例子，也就是历史认识方法论的问题。史学方法论究竟是作为历史研究宏观指导性方法的哲学理论呢，还是对各种历史研究方法的理论总结？有些著述不太提方法或方法论的问题，要提也只提阶级分析的方法，有的书谈得比较具体，从阶级分析方法到历史人物评价方法、比较研究方法，一直到运用史料的方法等等，但这些只是“论方法”（on methods），并非方法论（methodology）。相对而言，宁著《史学理论与方法》倒是在方法论问题上做了较多的理论阐述，可在具体论述时，其分类又并非按照方法论的逻辑进行，比如“传统的方法”并不是一种方法论，这里面可能有多种方法论的指导，也可能从中可以概括出某种方法论来。
        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说（后者以前者为方法论基础），它们既是本体论、认识论，也是一种科学方法论，其特征就是“辩证唯物”四字。由于这个原则特征，强调“唯物”就会强调物质生产基础，强调生产力。强调社会经济状况，阶级的观点亦由此而来；强调“辩证”就是强调发展变化，强调事物的整体与个别的关系，强调历史主义的观点等等。它为历史认识提供了多种科学方法的理论基础，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辩证唯物的史学方法论。有人说，拿一定的世界观来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便是方法论，此其谓也。
        我们知道，史学方法论并非唯一的一种，而且如果它们都属科学方法论的话，那么即使侧重之处有不同，也不见得是截然对立的，往往是可以相互补充的。比如实证主义的史学方法论就不见得与辩证唯物的史学方法论根本对立，因为前者的原则是通过对史料的严格批判以确定实证史实，而且同样主张发现规律，这些原则对今天的历史科学来说，也还是基本的和必要的。所以像传统考据方法如校勘、辑佚、辨伪，甚至比较法、心理法、计量法等等，都可以归为实证主义方法论指导下的具体方法。此外众所周知的是，结构主义理论虽然肇始于人类学和哲学，并将存在主义赶下历史舞台，但它分别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文学、艺术和史学等结合而造成结构主义某某学的时候，也是被当作一般科学方法论来应用的。阐释学或释义学（hermeneutics）也自狄尔泰始被发展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分别应用于各学科。因此，它们是作为一种一般而非特殊的“角度”理论，是在各分支学科研究需要独辟蹊径才能打破研究僵局或开辟研究新局面时，被后者借用的。因此，我们的这些论著，如果是谈史学方法论，则应该在这个层次上展开，具体的方法应归入不同的方法论，作为一个个说明问题的实例。
        目前的历史学概论性著述在结构框架、内容繁简、涉及深浅等方面，还是颇有一些差异的，这主要是由于对它的作用和学习它的对象有不同的认识。在一些教学实践活动中，此课被作为学史的入门课而被放在大学一年级开设，这样，史学概论中关于史学本体和历史认识论的许多相对抽象的问题就不容易被学生理解，同时兼及文献学、史学史、甚至考古学、史料学等方面的内容，也就是“拼盘”之嫌，也就不容易避免。实际上，在某些教学规划中，对非常必要的“史学入门”课程未做安排，却不得已用“史学概论”来代行其职能，结果难免顾此失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