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为重要的是，李大钊充分认识到了历史认识的主体性及其在历史概念问题上的投影。他认为，真实的、活的历史之所以不同于记述的历史，不仅在于记述的历史只是局部的，而真实的历史是确曾存在过的全部，而且在于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变动的。所谓“实在的事实，虽是一趟过去，不可复返的，但是吾人对于那个事实的解喻，是生动无已的、随时变迁的，这样子成了历史的事实。所谓历史的事实，便是解喻中的事实。……只有充分的纪录，不算历史的真实：必有充分的解喻，才算历史的真实。历史的真实，亦只是暂时的，要时时定的，要时时变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注：《史学要论》第201页。）。李大钊对历史认识相对性的看法，对历史是史料以及史学家对它的解读的集合的观点，不要说在当时，就是在近八十年后的今天，也是曲高和寡的。我们看到，见识较深的周容和李则纲的著作，明显受到李大钊此书的影响，说明其观点的深刻性和说服力。
        我们从诸书对“史学”的定义中，也可以看出19世纪科学主义思想的巨大影响。多数人满怀信心地相信历史学可以是一门探索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史学不同于历史记录的地方就在于此。如杨鸿烈专章讨论史学的“科学”性质，可以看出，他对当时西方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关注是毫不陌生的。按他的看法，从科学的本义来看，史学都具备“科学”的资格，并基本同意鲁宾逊《新史学》的观点，认为“我们现在都承认世界是一个变化的东西--即大家都有人类进步的观念，各种制度统是多年进步的结果，历史的继续是一个科学的真理，研究变化的程序是一个科学的问题，这就是‘史学’可升为‘科学’的缘故”。他认为，史学与自然科学在材料和方法上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注：《史学要论》第33-54页。）。
        可贵的是，他们与此同时又大都指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甚至某些社会科学的区别。李大钊认为，史学家的任务是在确定史实之后还要探求其因果，说明其发展趋势；同时应该综合各种史实，在进行比较研究之后，得出“一般的解释”和“普遍的理法”，这样，“史学之当为一种科学，在今日已无疑义”。但史学的研究对象在性质上与自然科学不同，有许多偶然性、多样性和主观性，因此总结出一般理论也不容易。这样的说法“亦未尝无几分真理”，“人事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可全然同视”。尽管如此，李大钊认为，“此理法的普遍的存在，固毫不容疑，不过在人事关系错综复杂之中，不易考察罢了。”（注：《史学要论》第208-210页。）
        卢绍稷认为，20世纪对史学来说也是“科学式历史时代”，但与自然科学相比，在研究时的观察点、事实性质、研究方法和史料提供的信息上都有不同（注：《史学要论》第126-128页。）。胡哲敷指出，“历史上的因果意义，自然是很重要的；不过它的性质，是与自然科学中所应用的因果律同名异实”。他赞同梁启超的看法，认为自然现象是可以反复观察的，而历史现象是一次性的；自然现象往往是普遍的，而历史想象是个别的和偶然的；自然科学现象可以是超时空的，而历史是必发生在一定时空中的。因此“历史上的因果，断不能如自然科学之有必然性，如二加二之必为四，氢二氧一之必为水”。“盖社会是活的，人事是活的，万不能拿一个簋鉶，规律世事。……治史者须是把眼光放宽些远些，才能得整个的轨迹。”（注：《史学概论》第18-19页。）
        对“历史是什么”、“历史学是否科学”这类问题的探讨，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涉及了历史学的基本问题，还在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必然引申到对历史认识论领域的涉足。胡哲敷是相信史学的科学性质的，但他也说到：“我有时乃不敢相信过去的历史有真实性的存在，凡成功者都是圣帝明王，失败者都是盗贼流寇。究竟当时人民的趋向如何，便无从得知了。谁愿意暴露自己的弱点？而有权威在手，谁又敢不惜生命暴露其弱点？即暴露矣，又何术可以传达后世？这是人事上不容易有精确的信史。再看现在的报纸，不就是未来的历史资料？同一事实，而各报所载不同，孰真孰伪，当前已无法辨明，后世安知其详？”这些问题，已经提得相当尖锐，说明时人思考问题的深度，同时也说明当时的理论思考是紧踵国际学术界之后的。
        除了上述问题之外，1949年以前的此类著作在其它一些方面也颇有新见，比如各书多在对传统史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对新史学进行了积极的评价。正如李大钊热情地宣扬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一样，他们对欧美史学的新动向也颇多注意，对具体的历史研究的改造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显示出思想空前活跃的局面。此外，李大钊、胡哲敷、李则纲、杨鸿烈诸书，都突出强调了史学功能中对人生的价值，专章进行论证，其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功能意识的传统，对通常关注的“资治”功能加以淡化，显示了史学发展的民主化趋向。
        从此类著作的结构来说，由于它们大多是大学或高中的教科书，所以虽然各有侧重，但基本上偏重于史学问题，而不涉及历史理论问题，这一点比较统一。从今天看起来，文字和内容不可谓不深，既广征中国传统史学之例，又博引国外史家各说，但它们多是讲了多年该课程的讲稿加工而成，因此应该是考虑到了学生的接受能力的。就此而论，当时学生的历史学习水平还是很高的；也许，由于这类著作成为宣传新的史学观念的标志，故而在当时渴望寻求新知的青年当中，引起了浓厚的学习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