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通过对近十余年来中国大陆妇女史研究的状况作一考察，就会发现，作为女 性主义的妇女史与作为新社会史的妇女史，两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不像西 方学术界，女性主义者有鲜明的旗帜，因而容易与他者区分。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 ，是由于中国大陆的社会条件与学术环境同西方颇不一样。任何学术（尤其是人文社会 科学）活动都有其赖以生存与成长的土壤，也正是如此才造成了各国学术的不同特色。 在倡导男女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自幼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男女平等思 想，虽有传统文化中的男尊女卑余毒，但基本上不存在西方社会中那种女权运动的社会 条件与思想基础，因而，当女性主义理论传入中国，它的政治倾向便要大打折扣了，在 历史学领域更是如此（注：关于西方妇女史研究中的政治倾向，可参见刘军：《论美国 妇女史研究中的政治倾向》，《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正如高世瑜教授所指 出：“虽然女性学在中国崛起与人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密切相关，但毕 竟妇女史研究与妇女运动、女权运动关系较为间接，而更偏重于学术。这种特点是由中 国国情与中国文化传统以及因此形成的中国学者的观念、心态决定的。由此，我们的妇 女史研究似乎少了些锋芒，少了些激烈，而多了些理智，多了些冷静。”（注：高世瑜 ：《妇女史研究三议》，《妇女研究论丛》1997年第3期。）所以在中国，女性主义理论 应用于历史研究，也只是历史研究中一种自觉的性别意识，一种理论视角与方法，而不 是要试图以此来颠覆整个中国数千年来构建起来的历史学体系，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在男女平等思想指导下取得的史学成就。
    正因为如此，中国与西方史学界中妇女史研究的局面是不同的。在中国，由于“女性 主义”是舶来品，当史学界完全了解接受它的时候，西方女性主义妇女史的研究方向已 由“她史”向性别史发展，使得具有男女平等思想基础的中国史学界，在思想意识上很 快超越了“她史”的阶段，而直接走向性别史的研究。这种研究走向，“超越了‘女性 视角’和‘女性史观’，避免了单纯从狭隘的女性性别角度看问题、偏激地对以男性为 主体的传统史学完全反其道而行之。……是站在更高的理性角度，即人性的角度、两性 平等的角度观察历史……这就使我们的研究与结论更为客观、公允，更接近真理；同时 ，也避免了男女两性学者立场、情绪上的对立，我们的妇女史研究从一开始便有许多男 性学者参与、合作，这也使我们对历史的观察与认识更为全面，避免了性别偏见与局限 。”（注：高世瑜：《妇女史研究三议》，《妇女研究论丛》1997年第3期。）因而，新 时期的妇女史研究始终有男性学者参与其中，他们没有女性的体验，但他们吸收运用“ 社会性别”这一女性主义的理论成果作为历史研究的新视角，积极从事妇女史与性别史 的研究。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史学界相对于西方而言，在史学理论与方法上常表现出相对滞后 性，新社会史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才在中国放出异彩，而这恰好与女性主义影响下的妇 女史研究形成了合流。这样，一些人尤其是女性学者，在受到女性主义思想启迪之时， 同时运用新社会史的方法来研究妇女史，使得中国的妇女史研究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的特 色。从妇女史研究的主流来说，近十余年来中国大陆的妇女史研究，既非西方意义上的 女性主义妇女史，也非纯粹的新社会史，但它同时既有西方女性主义妇女史的色彩，又 有新社会史的特征。这种妇女史，如果我们称之为“女性主义妇女史”，与西方的女性 主义妇女史使用同一术语来表述，恐怕难免产生误解；再者，中国大多数妇女史研究者 并没有自诩为女性主义者，对其学术活动简单地冠之以女性主义研究之名，恐怕她（们） 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答应的。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按照一些学者那样称之为新社会史， 它却与女性主义又有着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女性自觉意识的作用与社会性别视 角的运用。因此，笔者用“新妇女史”这一概念，来指称今天中国大陆的妇女史研究。 “新妇女史”的特点，在于它的四个不同：它因具有女性主义与新社会史的因素而不同 于传统妇女史，它因没有西方女性主义那种强烈政治倾向而不同于西方女性主义妇女史 ，它因注入了女性自觉意识与社会性别概念而不同于新社会史，它因涵盖了性别史在内 而不同于狭义的妇女史。
    “新妇女史”在中国大陆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初现端倪，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到今天 可以说已初见成效，在妇女史研究的实践与理论探讨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二、“新妇女史”在中国大陆的兴起
    中国史学界的妇女史研究，从何时起才算得上是“新妇女史”研究呢？对这一问题的回 答，可从20世纪80年代国内史学界的妇女史研究中找到答案。在8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 国的改革开放与中外学术交流的加强，中国史学界开始对西方新史学产生积极反应，于 是出现了“重视和加强妇女史研究”的呼吁（注：刘乃和：《要重视古代妇女史的研究 》，《光明日报》1984年10月3日；蔡宇：《重视和加强妇女史研究》，《文汇报》198 7年6月2日。）。与此同时，在国内也出现了一些中国妇女史研究的论文与专著，具有代 表性的专著，有李季平的《唐代奴婢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高世瑜的《唐 代妇女》（三秦出版社1988版）、郑慧生的《上古华夏妇女与婚姻》（河南人民出版社198 8版）、杜芳琴的《女性观念的衍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版）、石云、章义和的《柔肠 寸断悉千缕：中国古代妇女的贞节观》（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版）、中华全国妇女联 合会编撰的《中国妇女运动史》（春秋出版社1989版）等（注：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有肖平 汉、杨有礼的《论春秋时期贵族妇女在婚姻关系中的地位》，《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 86年第2期；吴益球的《唐代妇女的文化生活》，《山西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赵东 玉的《西周春秋妇女社会地位的式微》，《吉林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和《先秦女子 亡国说剖析》，《吉林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高世瑜的《唐代的官妓》，《史学月 刊》1987年第5期；张彦修的《论西周春秋妇女的社会地位》，《河南师大学报》1989 年第3期；韩志俊等人的《我国近代史上三次妇女文化教育运动探讨》，《唐都学刊》1 989年第3期等。）。令人遗憾的是，笔者未能检索到这一时期国内学者关于外国妇女史 的专论。在这一时期的妇女史研究成果中，既有社会史领域的妇女史，也有带女性主义 色彩的妇女史，但它们之间并没有表现出截然的区别。因为，此时的女性主义及其史学 理论在中国还是新鲜事物，史学界中大多数学者对它还较为陌生，因而对于妇女史的研 究，大多仍以传统史学或以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来考察，即使有少数学者从女性主义理 论出发来看问题，也仍然处于初探而不成熟的阶段。因此，在这一时期，由传统妇女史 向“新妇女史”研究的过渡并不十分明显。然而，为了叙述的方便，如果我们确实想要 为中国“新妇女史”的出现端倪寻找一个标志性事件的话，笔者认为，以1988年《上古 华夏妇女与婚姻》、《女性观念的衍变》和《唐代妇女》3本专著的面世为起点，是较 为适宜的。因为这3部著作，前两部属于李小江女士所主编的“妇女研究丛书”之一， 明显带有“为了妇女”与“关于妇女”的女性主义色彩；《唐代妇女》虽是“隋唐历史 文化丛书”之一，但它出于女性史家之手，也是以妇女为出发点的妇女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