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90年代，妇女史研究在中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出现了大量妇女史研究的 论文与专著。一、妇女史论著总的趋势由少到多，特别是从1995年开始，论著 数量明显增多，这正是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的召开，对中国学术界的妇女 史研究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当时，由于各报刊纷纷开辟妇女问题专栏，有关妇女史的 文章也由1994年的39篇猛增至1995年的95篇，打破了前几年一直徘徊于三十几篇的局面 。由此，“新妇女史”研究在中国大陆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实际上，这一变化也正说 明了中国妇女问题研究中的一大特色，即政府的积极倡导作用，不像西方自下而上的女 权运动的推动。二、对世界各国妇女史的研究远远比不上中国妇女史的研究，而中国妇 女史的研究中，近现代妇女史又比古代妇女史的研究强。三、妇女史理论的研究非常薄 弱，论文数量很少，而且没有一部专门的论著。
    当然，上述有关妇女史的论著并不能全然归之于“新妇女史”，笔者虽限于时间与精 力未能全部阅读这些论著，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其一，“新妇女史”在其中占有相 当的份量，而且其中有些论著，作者明确表明了女性主义的研究立场、态度与方法；有 些论著虽没有采用女性主义而是用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来进行研究的，但受女性主义影 响的痕迹却非常明显。其二，这些妇女史研究成果的取得，离不开女性主义思潮对史学 界的影响，正是这种影响才使得一些史学工作者投身于妇女史的研究。女性要大大多于男性，女男之比为2∶1，女性成了这一 研究领域的主力军，这在中国史学界是前所未有的。这难道不是中国女性学者女性意识 觉悟的重要表现吗？她们这种自觉地研究与撰写妇女史的行为，如果说与当今流行的女 性主义没有一点联系，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这些著作，根据其女性主义成份与新 社会史成份的比重不同，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著作中明确提出了用社会性别等 女性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来解析历史，另一类是在出发点上受女性主义思想的启发与影响 ，而研究手段与方法则以新社会史方法为主。杜芳琴、王政、段塔丽、裔昭印、何俊萍 等人的著作基本上可划归第一类，余者大多可归入第二类。下面从这些著作中偶举几例 ，来说明它们的“新妇女史”性质。
    杜芳琴的两本史论集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对构建中国妇女史学科的探讨，“试 图将社会性别的理论引进中国妇女史研究并努力进行本土化探索”。（注：杜芳琴：《 中国社会性别的历史文化寻踪》，“前言”第1页。）正是从这一目的出发，她对商周父 权制初建时的性别关系作了考察，探讨了华夏性别制度的形成及其特点，以及元明清理 学影响下的妇女节烈问题。王政作为一个旅美学者，可以说是在对美国女性主义的亲身 体验中完成其大作的，她在前言中说道：“以社会性别作为考察社会历史的一个角度在 西方学术界日趋普遍，这也是当代妇运对学术界冲击的结果。这部美国当代妇运史是我 从社会性别角度研究美国当代政治文化的一个习作，也反映了美国妇运对一个中国学者 的影响”（注：王政：《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前言”第2页。）。作 者在论述了美国当代女权运动之后，还在最后一章向中国读者介绍了美国的妇女学及其 社会性别理论。段塔丽的《唐代妇女地位研究》是由其博士论文修订而来的，她在说明 自己选题的动机时说，一是因为在妇女研究成为当今世界热门话题这一大背景之下，“ 作为一名女性史学研究工作者……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受到95北京‘世妇会’精神的感召 和鼓舞”；另一方面，“还因为在我生活的周围，无论是各种家庭暴力，还是在就业机 会问题上，女性相对于男性总是处于劣势的多。”“因此，本文以中国封建社会盛世的 唐代妇女地位作为研究对象，既是作为考察中国古代妇女所处地位的突破口，同时也是 对现实社会中所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现象提供一些历史的借鉴作用。”（注：段塔丽 ：《唐代妇女地位研究》，“前言”第1-2页。）这几句话，为女性而撰史的自觉意识 跃然纸上。在研究方法上，作者也提出了运用社会学、民俗学、心理学、女性学等理论 与方法，尝试“走多学科交叉研究古代妇女地位的路子”。裔昭印的《古希腊的妇女》 也是其博士论文的扩充，她选择这一领域，萌发于她在美国访学之时，因为她看到“美 国的妇女史研究在女性主义运动和新社会史蓬勃发展的推动下达到了新的高潮，成为历 史研究中最有活力的新领域”。对于妇女史研究，她提出“不仅要结合男性或从性别的 角度来考察，更要从该社会广阔的文化背景着手，来探讨各种妇女问题”（注：裔昭仰 ：《古希腊的妇女》，第285页、“序言”第4页。）。在研究方法上，她也运用了社会 学、宗教学、心理学等多学科方法。何俊萍的《中国古代妇女与法律研究》，“运用马 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社会性别方法，沿历史发展顺序，探讨了原始社会和以后 的阶级社会中妇女地位、妇女的权利与义务、伦理法律对妇女所起的作用等问题，对阶 级社会侧重在婚姻家庭领域的研究。”（注：何俊萍：《中国古代妇女与法律研究》， “前言”第2页。）刘文明的论著考察了罗马古典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影响下的妇女生活， 以及这两种文化更替转型过程中妇女地位的变化，并由此得出结论：“有什么样的文化 ，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性别，由此造成了不同文化中女性地位的不同。”在研究方法上， 除了吸收宗教社会学、基督教伦理学、诠释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方法外，“还尝试从 ‘社会性别’这一范畴出发来考虑问题，以期从一种新的视角来解决某些传统史学方法 所难以奏效的问题。”（注：刘文明：《文化变迁中的罗马女性》，“导言”第7页。） 刘士圣撰写中国妇女史的动机，是因为在他看来，“研究历史，如果不研究中国妇女史 ，就不能算是科学地阐释和说明了中国社会历史的演变和变迁，历史科学就不是立体的 和全方位的。”（注：刘士圣：《中国妇女通史》，“自序”第1页。）罗苏文的《女性 与近代中国社会》，“研究的是女性这一性别群体，在近代中国文明演进过程中所呈现 的变化趋向；这种变化作为一个中间环节，与近代以前的女性相比有什么不同，对当代 中国女性群体的发展产生何种制约；进而寻找女性群体变化与不同区域社会变迁之间的 内在联系，从女性群体的变化中，揭示影响社会变迁的某些动力和机制。”所以，女性 在该著中已成了历史的主体，她们在近代中国社会中所经历的变化，是迈出了“从女人 到人的第一步”。作者由此发出感慨：“人的历史靠女性群体自己一页一页地写，一代 一代地写。”（注：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导言”第1页、第528-529页 。）《晚清文人妇女观》是“莱曼女性文化书系”之一，而这一书系的产生，是由于“ 当‘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诸种思潮在西方学术舞台此起彼伏的时 候，中国文化界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大多还停留在感性的直观上。与不断变化的中国妇女 现状相比较，我们的学术追踪，显然是缓慢的。”（注：夏晓虹：《晚清文人妇女观》 ，“写在前面的话”第1页。）《20世纪的中国妇女》的作者们“是清一色的女性，她们 对妇女问题有很深的感悟”（注：王国敏主编：《20世纪的中国妇女》，“前言”第2页 。），正是这种“感悟”使她们合力完成了这一著述。唐娅辉在“用新的眼光、新的角 度”考察了中国妇女百年奋斗的历程之后，怀着女性的自强与自信说道：“新世纪向我 们走来，让我们勇敢地回答：我们的未来不是梦！”（注：唐娅辉：《中国妇女百年奋斗 史》，第288页。）这也正表达了全体女性学者们的共同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