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学术立场上来说，笔者认为现、当代中国历史中的知识分子问题研究面临着或有必要做出研究范式的调整或转换。这种转换并不意味着对执政党有关理论的否定，执政党的理论无疑是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建设事业的发展的，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学术有自身的规范。革命党和执政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分析和观点不必然就是学术研究的范式。政党的主要作用是政治上的，其思维和话语当然也必须是政治的。学术和它的区别无需赘言。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分析，主要是一种政治的界定，这种界定以及与此相关的对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性质和拥有较高学历的分析，实际上是对知识分子群体的一种外部的界定和分析，在某种意义上它并没有触及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要深化对知识分子的研究，要对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进行分析，必须转换视角，转变研究范式。西方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可资借鉴。一般说来，西方学者对知识分子的研究着重于社会和文化的视角。从这种视角出发，他们特别强调以下几点：一是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或“良知分子”的角色作用，他们是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正义等的维护者和阐释者；二是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精神和批判性格，他们习惯于对自己社会中被认为天经地义的说法和价值提出异议和挑战；三是知识分子群体的异质性，他们没有共同的利益追求，价值观、学术观点和政治取向都是高度多元化的，其惟一的共同点就是接受过较系统的教育，除了原则上抽象地认同以理性为宗旨或目标建构社会之外，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再也没有其他的共同之处。
    西方学术界的上述观点，客观地说的确揭示了知识分子的某些本质特征。这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现、当代历史中的知识分子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开阔视野的意义。由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出发，对中国现、当代历史中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它和各种社会、政治力量之间关系的评价，自然会出现新的更为客观、深入的看法。当然，研究中国现、当代历史中的知识分子问题，还必须甚至首要的是要考虑中国的文化传统背景和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问题，例如传统的“士”的“入世精神”，近代以来“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主题，学术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走向等等。
    比较研究是历史学经常使用的方法，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中的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上，比较研究是拓宽视野、防止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重要方法。例如，列宁和苏共在领导十月革命和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于俄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政治取向、社会作用的认识与定位以及基于这种认识和定位之上的政策，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和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和政策十分相似。根据笔者的研究，这种惊人的相似情形，虽然有中国共产党受列宁和苏共有关理论影响的因素，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相同的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相同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模式，以及革命后所追求的相同的社会目标模式造成的。如果我们再换一个视角，考察一下“二战”后第三世界中新独立的前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民族国家，也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那就是知识分子与执政者在新的民族国家整合与重建过程中的合作与冲突关系，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一般说来，在第三世界新独立的民族国家里，知识分子大多都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这决定了在新的民族国家重建过程中他们能够与执政者合作共事；但另一方面，他们大多又接受过源自西方的近代式教育，有着源自西方的知识背景、思想背景，有着程度不同的民主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价值观和启蒙统治者与民众的社会责任意识。这种知识和思想背景、这种内在的追求自然会导致与新独立国家的集权体制或模式发生冲突，导致与执政者关系的紧张。
    总之，在中国现、当代历史研究中，知识分子问题研究需要有新的范式，需要更加学术化、客观化的立场、方法和话语。
    三
    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中的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上，微观研究是一个亟待加强的领域。而且，它恐怕还是实现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研究转型的突破口。
    我们知道，知识分子是一复杂的群体，他们当然有共性，不然就不会有“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但是，如前如述，知识分子是一个“异质性”的群体，这一点决定了深入到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研究其“异质性”何在，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这就凸现了微观研究的重要性。齐格蒙·鲍曼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一书中特别重视整体性知识分子和局部性（或工具型）知识分子的区分。认为整体性知识分子执着于以理性建构社会的理想，其社会关怀精神最为显著；而局部性知识分子的眼光和兴趣则只限于专业的领域内。这一划分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无疑很有启发意义。当然，这还是一种比较宏观的研究。笔者所说的微观研究主要是指两个方面：一是对知识分子群体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研究，例如分别对科技知识分子与人文知识分子、教育界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教师）与文艺界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艺术家），分布于政府、企业和文化等各种不同领域的知识分子，不同代际的知识分子，有无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主流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知识分子与学术、艺术研究和创作领域内的知识分子，党员知识分子与非党知识分子等等进行研究。这种研究要重实证性，有调查、有数据、有实例。这样它的价值才能充分体现出来。二是典型的个案研究。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走过了一条曲折而复杂的路，其中有共同之处，同时又极富个性和复杂性。选取典型的个案进行研究，其意义无庸多言。这种个案的选取要尽可能体现不同的代际、专业、职业、出身等方面的特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许多知名人士，其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是颇具典型意义的。他们的著作或专业建构较完整地保存在世间，他们的活动有传记、回忆录、日记等各种类型的文献记载，研究他们的资料应该是足够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研究一定要有“问题意识”。也就是说要有可取的视角和出发点，即定位在对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解和分析上，不能流于一般性的叙述和大而化之的评价上，要触及到真正的“问题”。目前关于各类名流知识分子的传记，最大的不足就是缺乏“问题意识”，重记叙而轻分析特别是有深度的分析。典型个案抓得好、研究深、问题意识强，将会大有裨益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宏观研究。